“垣曲县店下样”简述

1958年秋,山西垣曲县东滩村群众修水渠时,发现了一件大型石砣"垣曲县店下样"(以下简称"店下样"),后来长期放在该村井房内。1981年10月被运到垣曲县文化馆,现存于垣曲县博物馆。 "店下样"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方形,中间有系绳用的穿孔,无孔的两侧面阴     

新疆博乐金币新考

１９８７年新疆博乐发现的三枚金币有两枚刊于《新疆钱币》图册（编号１２７、１２４）,另一枚未刊图版。《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辑文中把１２７号误作察合台币,另两枚不识,现重考如下。第一枚１２７号金币（原编号Ｂ．Ｄ、１４）应属阿巴斯王朝末期。该钱两面中心方框内铭文发表时已解读,环绕中心的一圈铭文现也释出,全部铭文如下：正面中心五行方形排列铭文为“伊玛目,／除了安拉（真主）以外,别无他神,／安拉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安拉宗教的保卫者,／众信士的首领。”第四行第一个词Ｎａｓｅｒ意译为“保卫者”,但更可能是…     

本刊1986年1—12期目录索引

论述、研究5:42西周蚌堆人头像种族探索尹盛平.垣曲县店下样“简述王泽庆吕辑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 发展不平衡论 —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 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侈柱臣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 及相关问题郑若葵先秦旗帜考释杨英杰大葆台西汉墓     

陕西咸阳出土的拜占廷金币辨析

1993年第1期《考古与文物》刊载：1988年,陕西咸阳国际机场贺若氏墓(621年)中出土一枚拜占廷帝国的金币,这是近年来在我国境内发现的第36枚金币,与其它地区发现的金币相比,此枚金币没有剪边,图案与铭文都比较清晰(图一),对进一步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读者 作者 编者

编辑同志: 读你刊1976年第10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遗策考释》一文,很有收获。简三十二书"大柙一枚",对照墓内随葬品,即是漆扁壶一只,由此得知"柙"字的含义。我们在《文物》1976年第9期写的《介绍一件上虞窑青瓷扁壶》一篇"简讯"中,对铭文"(?)"字的解释,认为与"坯"字音近,"作(?)"可能是"作坯",显然是错误     

“陈■车辖”铭文辨伪

《殷周金文集成》12023号、12024号著录两件车辖铭文拓本,其中12024号车辖原器为罗振玉旧藏。本文指出,车辖铭文在内容上与《殷周金文集成》11036号"陈■散戈"十分相近,对戈铭中"■"、"散"两形体的旧有释读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分析了戈铭所表达的含义即此戈为齐国贵族"陈■"所有或由其督造的"杀伐之戈"。在厘清11036号戈铭文释读及含义的基础上,对车辖铭文的书写风格与内容进行了考察,指出铭文本身存在着很多疑点,并从辖铭"散"字书写方向、"月"讹作"夕"、文字笔画完整性及铭文含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从而认为车辖铭文很可能是根据《殷周金文集成》11036号"陈散戈"铭文伪作的。本文还讨论了《山东金文集成》著录的两件"陈散戈"及《殷周金文集成》11591号"陈■散造剑"铭文真伪问题。     

徐王子■钟与徐君世系

《徐王子钟》见《金石录》和于省晋先生所编的《商周金文录》.郭沫若先生认为此器乃“僞刻”,因此在郭著《两周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未收录此器及其铭文拓本,这件纽钟的长方环纽上饰以绚纹;钲部无枚;篆部装饰以绚纹;隧部铸有变形重叠的纹.钲间及左右鼓上铸有铭文十四行,计七十六字。铭文从钟的正面钲间起,向左转一周至正面石鼓完.铭文有的字坏笔较多,但从上下文倒的关系及残字的笔划大致与推得全部铭文如下:     

阜阳出土新莽“井田”铭博局镜及相关问题

1978年3月,安徽阜阳程集区刘棚乡万庄大队刘庄村农民在七渔河西侧田间取土时发现一座小型砖石墓,随即私自将墓葬破坏,随葬器物被哄抢。文物部门获悉情况后赴现场调查,从农民手中收缴一枚新莽时期"井田"铭禽兽博局纹镜,因镜铭文涉及王莽"王田制"改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是目前所见新莽镜出土材料中的唯一例证,价值弥足珍贵。这枚新莽铭文镜的发现,对解决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     

“黄豆二斗”石牌释文辨误

<正>曹操高陵出土名物石牌约六十余枚。其中,有一枚诸家释作"黄豆二升"的石牌,久见讨论,成为石牌中最著名之例[1]。然而,重新审视石牌铭文,"黄豆二升",实际应是"黄豆二斗"。铭中之"■",悉如《石门颂》之"■"与中山内府钫之"■"形,实乃"斗"字。而先前误释的"升",《孔宙碑阴》作"■",《熹平石经》作"■",洛阳武库锺作"■",显然与石牌铭文不同。实际上,区分"斗"、"升"二字的简单办法,即在"斗"     

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初探

2007年,安徽省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一套,有铭文的计5枚.铭文内容涉及古钟离国之先公,并可由此确证舒城鼓座铭文"童鹿"亦应释为"钟离".     

新见■簋再议

《文物》2009年第2期刊载了张光裕《■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一文,作者对■簋铭文做了精彩的考释,并指出了这一器物的重要价值,读后颇受启迪。然笔者以为,■簋铭文的考察尚有略可补充之处。     

太平天国金腰牌略考

南京博物院收藏有一枚正面錾刻"爷赐御哥"铭文的金牌饰,笔者经研究后认为,其铭文应释读为"爷哥御赐",是太平天国时期高级官员佩带以表明身份的腰牌。     

不是样钱是厌胜钱

《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载谢世平同志的《介绍两枚周元通宝样钱》一文中说:一枚钱背有“飞龙戏珠”,另一枚“背穿上是一尊手持拂尘的坐像”,“经鉴定上列二品为铜制样钱”。又说:“五代后周时期用铜制‘样钱’,而且钱背制有‘龙’、‘佛’图案。”对于这一论断,实不敢苟同。笔者详察刊出的二枚被称作为“样钱”的“周元通宝”原拓墨本,拙见以为它不是样钱,而是后铸的厌胜钱。今不揣粗浅,求正于钱币界的专家学者。     

关于“楚公■”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

《文物》1959年12期上登载了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中拣选出的铜戈一件,此戈形制颇异,其内上有"楚公?秉戈"铭文。高至喜同志根据郭沫若院长对"楚公?钟"的释文,断定"此戈大约也是西周末年时的",并言"这无疑是一件研究楚国早期兵器和文字的一件重要资料。" 于省吾和姚孝遂两先生则根据此戈的形制、铭文等,举出六项理由证明此戈及其上的铭文均是伪作,并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肯定,‘楚公?戈’的铭文是伪造的。从戈本身的形制、银饰来看,器物本身也当是伪制的。"(《文物》1960年第3期)其论证甚为精覈。不过此戈既非"越戈",更非殷戈,亦非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戈。细察此戈的形制,乃系四川所谓"巴蜀"时期的戈。此戈本身当系真品,其内上的铭文或系后来的伪制。     

金文所见周代思想中的德与心性学说

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记载,中和与至德是周人伦理学的核心,《师才鼎》铭文中记载了七种德目,反映了当时伦理学说的发达。周人的"敏德"即是"善",指仁义礼智。《师望鼎》铭文中关于明心的记载属于心性学说。     

《中国史研究》

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刊发专题论文和读史札记14篇。对于历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研究,新出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如以往,本期有多篇文章使用了新出资料,且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措意,值得关注。随州曾侯编钟铭文是近年来公布的先秦重要资料,涉及曾国族属及其历史,《曾侯与钟铭"君庀淮夷,临有江夏"解析》根据铭文的表述和用语特征,对相关问题以及如何使用铭文资料进行了探讨。"太一"神在战国和秦汉社会影响颇大,《楚简"太一"性质考》考察了战国时期"太一"的地位。关于汉代案比制度,传世文献的详细记录最早见于东汉,张家山     

辽阳博物馆藏战国铜鼎铭文补释

辽阳博物馆收藏了一件1993年在辽阳市东电四公司出土的战国铜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期刊发了铜鼎的照片和铭文。李智裕先生对铜鼎铭文作了很好的讨论。我们在李智裕先生讨论的基础上对铜鼎铭文作进一步的释读,我们认为铭文中的"成"读为"宛城",与燕玺中的"宛阳"有关。     

集安禹山3319号墓卷云纹瓦当铭文识读与考证

吉林集安禹山JYM3319号墓是一座重要古墓。它以形制特殊、墓侧有人面刻石、出土过东晋瓷器,并出土二枚卷云纹铭文瓦当而深受人们关注。2003年,又发现一枚出自该墓的卷云纹铭文瓦当。本文连同前二枚瓦当一并考辨,完整识读瓦当铭文,为研究墓主人及其族属等问题提供了新依据。     

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

1986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山东长岛召开第六届年会,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先生在一篇题为《湖南出土战国秦汉铜器铭文补记》的文章中发表了一件楚国铜量的铭文,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得以看到这一宝贵材料。去年,周先生在《江汉考古》1987年2期上又发表了《楚(尹阝)客铜量铭文试释》,吸取裘锡圭、李学勤、林澐、李家浩等多位学者的意见,对铭文做了很好的考释,但阅后感到有些问题     

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南公"见于大盂鼎、南公有司鼎和南宫乎钟等铜器铭文,学界一般认为"南公"之"南"应是"南宫"的省称。根据《左传》及《白虎通》引《诗传》而知,南公有可能就是周武王十兄弟中最小的聃季载,"聃"与"南"为通假字。称南公应是原居于周宫中的南宫,又封于南土的采邑而得名。叶家山M111中再次出土了一件"犺乍剌(烈)考南公宝尊彝"的铜簋。"南公"铭文在南土的再次发现,对探讨其族属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字依据。从铭文可知,"南公"为曾侯犺的父辈。结合大盂鼎铭文并综合年代分析,曾侯犺与盂可能为叔侄关系。如此则叶家山所发现的西周早期曾国应为姬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