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博灵将石鼓文译成白话史诗

青年学者尹博灵成功地将“千古之谜”石鼓文译成白话史诗.石鼓文是刻在10个花岩岗鼓形物上的先秦大篆古字.原石于隋末唐初在今陕西宝鸡县陈仓古道面世,后因风化残剥、历尽沧桑而缺字失行,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公元627年以后,这组极为特殊和珍贵的“古文化实物遗存”,逐渐受到一些帝王和学者的推崇,被誉为“万代石刻之祖”、“小篆之祖”、“中国第一古物”.迄今为止,石鼓文无法被直译成文,遂成千古不解之谜.郭沫若先生集前人研究之大成,于1939年发表《石鼓文研究》一书,考证石鼓文465字.它虽为当今海内外公认的“最完全本”,但尚缺200余字.     

陈石：一身栖三界

陈石喜欢写楷书和行书．他以行书入行草，体方笔圆，遒劲峭拔，既有以健为雄之态．又有灵动秀美之感，体势沉着，颇具“重、拙、刚、大、灵”之美。读者可从陈石所书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自提修便汲千古，且蹋飞鸿阅九洲”和“朴守”、“江山如此多娇”中，领略其书法于凝重之外所散溢出的灵健流美神采。     

从元祐铁钱看版别

北宋元通宝铁钱,钱文有篆书与行书 二体,据传其篆书钱文为司马光所书,行书 钱文苏轼所书,钱文虽只四字,但由于在祖 钱制作过程中,祖钱之间文字上产生的细微 差别,产生出多种不同的版式。余从所集北 宋铁钱中,捡出元通宝大铁钱共126枚 其中篆书元57枚,行书元69枚,对它 们的钱形及书法特点进行了粗略的对比,想 藉此探讨一下宋钱的版别。这批铁钱皆出自 四川广元嘉陵江中,属笔者《广元与两宋铁 钱》(载本刊2003年第3期)所提到的采沙 船掘出的铁钱大结块上剥离下来的,它们沿 厚而平,字廓深峻,有的钱穿中还保留着缗 的残痕,应是研究…     

徐渭《行书七律诗》轴

诗、文、书、画,古已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向来者多论书画同源、诗情画意者,而少有论及诗与书者。徐渭(1521—1593年),是明末嘉靖至万历间的艺坛才子,诗文、戏曲、书画都有相当的造诣,并自评:“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他的一件书法典型之作——《行书七律诗》正有助于我们认识诗、书间的关系。     

宋改唐“坐而论道”

《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一记宋太祖赵匡胤当皇帝后改变了唐朝大臣和皇帝“坐而论道”: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指宋太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文自持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坐,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     

石鼓文刻年新考

石鼓文是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之。石鼓文在我国文学史、书学史、金石学史、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书法史上．千百年来被书界奉为“石刻之祖”．“书法瑰宝”。正如康有为所说：“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所宗”。为习篆者圭臬。自从唐代在陕     

徐州博物馆藏《祝允明行书横幅》浅析

祝允明（1460～1526年）是明代中期最杰出的书法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希哲,号枝指生、枝山道人等。与文徵明、王宠、陈淳并称“吴门四家”,又与徐祯卿、唐寅、文徵明并称“吴中四才子”。有《赤壁赋》、《曹植诗》、《自书诗》等多种法书传世,著有《怀星堂集》。徐州博物馆藏《祝允明行书横幅》一件（图一）,书风优雅秀润,洒脱流美,为祝氏行书之精品。     

其人温厚 其书清雅——记著名书法家孟令芳先生

孟先生的字,小及扇面蝇楷,大及榜书条幅,篆、隶、楷、行、草诸体皆能,而尤擅行草书。以其参加《98东京SESETO国际画展》的行书作品“云里之村画里滩”为例,其每字便为一平衡、独立的审美单位且分行清晰均等。故整幅字作清秀端雅,绝无乖戾、狂肆之气。但仔细观来,如“画”、“看”、“知”、“胭脂”等字,都作了草书式的简约与变     

唐摹兰亭序黄绢本考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等士大夫在会稽山阴兰亭临水修禊。当时,王羲之满怀激情地用饱蘸墨汁的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毫作序,写下了书法千古名篇——《兰亭序》,又称“禊帖”,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美誉。其遒丽劲健的体势,自然儒雅的章法,千百年来一直是后世人学习行书的典范。在《兰亭序》中,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写法,创造俊逸、雄健、流美的书风。现从几种唐人勾摹的《兰亭序》中,可窥见王羲之的书艺风格和成就。     

曹寅行书《百爵图》题跋

清代宗室受汉化熏陶,工书善画不乏其人。博尔都即是其中之一,他字问亭,号东皋渔父,辅国公拔都诲子,袭封辅国将军。工画,与大画家石涛友谊颇笃。据《百爵图》后博尔都跋语称：《百爵图》八卷得于金陵,是明季宫中遗物,他以“重赀”购得。又索石公(指石涛)摹其卷三年而成,再嘱楝亭(指曹寅)“为之一书,以并传也。”此幅行书是曹寅应博尔都之请为书“此赋以壮观其卷轴”的。     

乾隆御制《知过论》赏析

《知过论》是乾隆皇帝书写的一篇自省文章,作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年71岁。此卷引首纵书“诫申观我”4个行书大字。正文横108厘米,纵31.6厘米,底为描金行龙纹,四角饰如意祥云。全篇共书721字,落款“乾隆辛丑仲秋月御笔”。共钤11枚鉴藏章,分别是“古稀天子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用笔在心”、“寓意于物”、“几席有余香”、“有同春”、“犹日孜孜”、“乐寿堂”、“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石渠宝笈所藏”。乾隆皇帝的性情一向好大喜功,对自己几十年当政文武兼备的丰硕成果一直津津乐道,自称为“十全老…     

永城县出土一方金代官印

1978年冬,永城县高庄公社郝娄大队社员在县城南五十里马桥集治理包河工程中,挖土时发现一方金代官印。印、钮均呈梯形,铜质,重0.77公斤,通高5厘米,印面6.6厘米见方。印文为阳刻“九叠篆”书“行军万户人字号之印”十字。印背右刻行书“大安三年四月”,左刻“礼部造”,边刻“行军万     

恢宏·笃实·创新——读黄朴民的《孙子评传》

恢宏·笃实·创新——读黄朴民的《孙子评传》余丽芬黄朴民同志撰写的《孙子评传——一代兵圣的生平和思想》（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出版）一书,是戴逸、毛佩琦先生主编的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中兵家系列之一,对“百世谈兵之祖”...     

阮刻《毛诗注疏》底本诸说之辨正

阮刻《毛诗注疏》所用之底本是十行本,据阮元说,这个十行本不但是“善本”、“宋版”,而且是“各本注疏之祖”、“诸本最古之册”。阮元之说,在今天的学术界仍有影响。本文认为,阮说与事实不符。根据文献记载和目验,早於十行本的八行本才是真正的“各本注疏之祖”,阮元所采用的十行本,并非宋版,而是元刻明修本;十行本的祖本中土已失传,现存日本,人称“足利本”。     

“释马法”的启示

满文“马法”(mafa)原义为“祖”或祖先,后引申有“老翁”、“长老”之义,这种说法已成定论,勿庸赘述。而近读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结集出版的《清史新考》一书中《释马法》一文,王先生在“马法”一词具有上述两种含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种新看法,即满文“马法”汉译时另有一新内涵,“是清代职官之一种”。     

郜锦强和他的“郭体书法”

2007年中秋时节,我应母校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的邀请,前去为巾文系的学生作题为《人在他乡的文学情怀》的演讲。在母校见到有着“安徽郭体（郭沫若书体）书法第一人”之誉的郜锦强先生时,他一下送给我好几本近年出版的书法著作：《郜锦强书法作品选》、《书法创作指要》、《行书创作概要》、《梅花颂——郜锦强书咏梅诗词名句选》,真令我叹为观止,颇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     

独辟蹊径的李邕行书艺术

唐代书坛群星璀灿,名家辈出。其中,李邕以其富有鲜明个性的行书独步当时,对后世书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可谓书法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书家。然而,李邕又是一位悲剧命运的人物,因而对他的书法艺术的评断,历代又是毁誉不一。譬如在唐代,李阳冰誉之为“书中仙手”,而张怀瓘在其重要书法理论著作《书断》中却对李邕只字不提,因此,探索一下李邕行书艺术上的特色,就颇为必要了。     

钟繇的坚持与“楷书”的创造

长期以来,书法界总习惯把王羲之奉为“书圣”。其实,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的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王羲之。他不但是中国的书史之祖,更是“楷书”的创始人。若论辈分,王羲之的书法学自于卫夫人,而卫夫人则学自于钟繇,如此算来,王羲之应是钟繇的徒孙。由此,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可窥见一斑。     

干祖望 说中医会死,我第一个不答应

中医引起舆论反对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个行业长期鱼龙混杂,有些人反对中医,其实是反对假中医干祖望,1912年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县。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干祖旺为中医耳鼻喉科创始人,填补了学术空白,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终身奖。他充实了“三英”学说,把“四诊”扩展为“五诊”,设计出辨证公式,晚年目睹全国中医西化之风严重,开展“救亡”工作,撰写了《新医医病书》。     

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

大道教为盛行於金元两代的一支新道教,本文对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作了研究,其中两通涉及真大道（天宝宫系）,一通涉及正一大道（王虚观系）。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真大道五祖郦希诚应为三祖张信真弟子,他出任真大道掌教的确切时间为甲申年,即1224年。在真大道十二祖（或作九祖）张清志之後,还有一位可称为十三祖（或作十祖）的“体道葆和妙应真人郦宗师”。正一大道到元末则已传至十一祖“真人张公”。那种认为大道两派在元代合并乃至最後并入全真教的观点,是没有文献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