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串连”

1966年,我在武汉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学校已停课了。“文革”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     

我生活在离别之中

因为工作需要,爸爸妈妈都不在南京工作,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要面对两次离别,时间久了,竟渐渐麻木于分离。但是记忆里始终抹不去的,是小时候第一次与爸爸的离别。那一年我六岁,刚上小学一年级,还是整天玩家家的年龄。妈妈连哄带骗地让我答应“放”爸爸去北京工作,我却不曾了解, 从那以后,我面对的将是一次又一次刻骨铭心的离别。     

回忆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一1964年9月开学不久,我们山西师院中文系二年级的100多名师生,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参加了由晋南地委组织的农村“社教”工作队,在洪洞县搞了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我们参加的这批“四清”工作队,进村前先后进行了长达5     

我的地盘我做主

宛坚是我们的掌上明珠,之所以取这个男孩般的名字,是因为家人希望她如好男儿一般,坚定、坚持、坚强,志在四方。她也不负众望,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是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每次到学校,家长的羡慕、老师的赞扬让我心里充满自豪,特别是去年,我被湖北省教育厅授予“优秀家长”的荣誉称号后,我甚至有些飘飘然了：有个听话的女儿真好!     

我的砂布鞋

佛语云:一沙一世界。我们从本文的砂布鞋中,不也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了么?只是用砂布做鞋甚至做床单,似有些离奇。从1960年到1964年(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五年间,我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这对现在的年青人来说,是很难置信     

我去壶口

壶口去过多少次？我记不清了。但第一次去的情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壶口,坐的顺车,爸爸特意给我从家拿了个小板凳,我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死死抓住车厢挡板,翻滚的尘土从车后扑卷过来,整个人灰鼻子土眼。     

我差点成了“反动派”

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上小学,识了几个字就感到异常兴奋,忘乎所以,和几个同是一年级的小朋友捡学校里的粉笔头,到处涂鸦,凡是会写的字,无论在黑板上或是树上、地上我们都写过。我认识的字多,所以写得也最多,成为同学们的偶像。     

悦纳生命中的变数,让生活更美

去年带了三年的班毕业了,我做好了接一年级的准备。带了高段学生好多年,我也想“轻松一点”,可是开学前一周接到学校的电话工作安排。由于五年级四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余老师工作调动的原因,我将接替他的工作,教低段的梦又破灭了。     

胡华送我去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浙江奉化地下党第一批组织去延安的青年学生之一（还是唯一的女生）。胡华（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那时叫胡家骅）是我奉化中学的校友,比我高一年级,他是我们去延安的联系人。1938年5月5日,胡华把我送上长途汽车,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和男同志一起挑担送货

1959年8月,我正在林县石板岩中学读书时,石板岩公社来学校挑选了2名女学生参加工作。其中,一名是申月梅,被分配到公社看总机;另一名就是我,被分配到石板岩人民公社综合商店（1961年10月改称石板岩供销合作社）当营业员。     

五味杂陈忆“串连”

<正>那一年,我还不到14岁,就站在了天安门前,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狂热浪潮把我推到北京的。1966年,我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     

我结识的彭德怀

"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1949年兰州刚解放时,我先后在甘肃省中苏友协和省文联工作。9月,举行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总司     

一生的渴望——红领巾的佩戴率应不应该百分之百

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几经过努力,终于成为一名少先队员。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始终以一名少先队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让爱升华

我叫徐秀凤,女,1973年12月出生,1995年7月参加工作,是安乐镇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现担任九年级二班班主任。从教二十年来,一直让爱在教育中升华,用汗水和心血铺就了一条艰辛而幸福的为师之路,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赢得了领导和社会的一致好评。2009年至今,连续五年考核均为优秀等次,先后被评为“最受学生喜欢教师”、“镇十佳教师”、“县模范教师”,2013-2014学年我所带的九年级（2）班荣获2013年元旦歌咏比赛一等奖,拔河比赛第一名,演讲比赛第一名,两人三足跑第一名,纪律、卫生流动红旗等等。并且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师德标兵”和“先进个人”。我带的班级多次被评为“先进班集体”,并且在期中期末考试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学校领导和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回忆周炳琳老师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我参与秘密运送第一颗原子弹

<正>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消息传出,世界震惊,举国欢腾。当时,我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火车司机,有幸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秘密运送任务。虽然46年过去了,可当年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做老师，我是幸福的

刚上学时，我就告诉父母，毕业后想做一名老师。大学毕业后，我最终将人生的支点定格子“三尺讲台”，来到了离家六十余公里的伏虎小学。当我把参加教育工作的好消息告诉分享时，得到的却是他们的责备，他们都笑我老土，特没出息。可我觉得，当老师，能使我的人生充实，能使我精神愉悦，更能使我感到高尚。因为这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我所认识的盖茨

技术天才我第一次见盖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大展上,盖茨做一个名叫《信息尽在指尖》的演讲,报告会有上万人参加。当时的盖茨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时正是IT业发展的好时候,微软上市刚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托起我生命高度的人

月朗星稀,清风掠过思绪的海,想念的潮水吻上温暖的岸。 多年前,年少的我被寄宿在内地农村外婆家念书。上五年级时,我面临着人生第一次最重要的考试,那就是全县的小学作文大赛。经过两级角逐,我被定为全乡唯一入县参赛选手。大赛安排在星期天,我们必须星期六赶上一日一次的早班车到县城。     

治好病人是我一生最大的乐趣——记省立医院外科专家柴仲培

和许多人慕名前来找柴仲培医生看病、手术一样,我是慕名前来采访他的。67岁的柴仲培仍然是个大忙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省立医院普外科病房的医生办公室里,他刚从院里参加一个会议回来。这位省立医院前外科主任兼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外科教授、1992年荣获政府特殊津贴、曾被省政府授予“十佳健康卫士”奖章的名外科专家衣着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