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领导素质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面对新的世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我国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全面推向前进的历史重任,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现代化的领导人才。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的现代化”,领导素质现代化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领导素质现代化必须符合“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的现代化”,领导素质现代化应当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孙中山的现代化建设思想

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而且是振兴中华、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驱。先生不仅首创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而且首创了中国建设的理论,这就是在《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论著中系统全面阐述的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在回顾与“反思”以往的现代化运动、总结以往现代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他开始构建现代化思想理论并逐步加以完善。现代化思想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最为先进的思想,主要包括: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只有实现革命化,才能实现现代化,即只有“救亡”,才能“振兴”,而且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主张对外开放等。孙中山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思想,特别是建没中国现代工业、交通和农业的宏伟蓝图,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不平衡的发展:20世纪与现代化

20世纪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都围绕现代化展开。就不发达国家而言,现代化对他们的冲击逼迫它们做出回应,于是就出现众多的革命、改良、和民族独立战争。就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似乎表明它们的“现代化”已经出现问题了,于是它们进入“修正”现代化的阶段。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一方面是“修正”现代化的努力,这两种相反趋势造成20世纪历史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引发出无数的“多元化”。     

洋务运动现代化尝试失败的原因及反思

19世纪60年代开始,由官僚地主阶级组成的洋务派为维护封建统治,发起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就此中国的现代化艰难启动。洋务运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但从自身具有的反现代化因素角度来看,又偏离了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最终将自己埋葬。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和反思洋务运动现代化尝试失败的原因,为我国当今社会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做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做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     

历史观与意识形态:世界历史叙事中的现代化理论

作为世界历史叙事的一种范式,现代化理论不仅体现了一种历史观,也展示了其意识形态的特质。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包括：解释功能、压制宣传功能、整合和激发功能以及合法化功能,这些功能使世界历史叙事充斥着偏见与“公允”、“真理”与权力、压制与整合等悖论。这种悖论在历史观层面,则凸显为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张力。只有克服二者之间的张力,才能超越现代化的“历史观”的局限,才能使历史观的“现代化”成为一种世界历史叙事的实践理念。     

林则徐、魏源的主要现代化思想

清王朝的固步自封是造成中华民族文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走向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但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对于一个曾经将封建文明发展到极盛的国度来说却是艰难的。林则徐、魏源作为中国现代化思想萌芽的“播种者和培育者”,认识到了封建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落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思想, 从而也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科中的"现代化体系"

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发生理论变化的时期。现代化理论与世界近代史学科的结合,催生出以现代化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即不同于传统的“苏联体系”的“现代化体系”。相关高校教材的内容和结构变化最为明显地反映出这种体系的内涵与特点。     

中日两国现代化变动特征的比较

本文基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同属于传播型、后发型现代化这一史实 ,参考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提出了“思想→政治→经济”这一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分析模型。“思想”作动于“政治”是利益表达过程 ,利益表达有“内表达”和“外表达”两种形式 ;“政治”作动于“经济”是政治输出过程 ,政治输出也有“硬驱动”和“软驱动”两种形式。在两国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 ,两国三个子系统间 (思想、政治、经济 )的作动方向是相同的 ,但由于两国三个子系统的内外环境、作动者和受动者的性质不同 ,因而每一作动环节出现的两种作动方式在转换和结合上存在着差异 ,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作动力度和效果 ,并最终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结局。本文还提出了上述分析模型的现实意义 ,即不同所有制形态下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相互比较和借鉴的可能性 ,同时也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内外表达的协调转换机制和软硬驱动的有机结合模式进行了探索。     

关于"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思考

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自从英吉利的大炮轰开大清国门,中国便别无选择地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旋涡”。但由于中国是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古国,负载着厚重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就成了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一直到今天,在“中华文化向何处去,如何使中华文化现代化”等问题上我们仍然未能准确把握并达成共识。不同年代、不同立场、不同身份的人们各执一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波澜迭起,未曾有一刻或息。本文拟就“文化体系的结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当今世界文明体系与类型的分野”和“中华文化体系的前景”等四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浅析中国早期社会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

论文主要从现代化启动的内驱力——“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与推进;现代化的启动者——中央和地方精英集团的崛起以及现代化启动的障碍因素——顽固派对“西学”的抵制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早期社会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的,并分析出了中国早期社会现代化的启动是在内忧外患双管齐下的困境中姗姗启动的,是外部刺激与内源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价值与世界历史意义CSSCI

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效法欧美”“走俄国人的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和转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天生弊端,也破除了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与体制障碍,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     

印度“绿色革命”中的农业现代化因素

20世纪60年代,印度开始实行一种以推广高产品种为核心、以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为手段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新战略,史称“绿色革命”。此次“绿色革命”的成功促使印度从一个“饥荒之国”一举成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农业、农村、农民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印度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从印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四十多年前发生在印度大地上的农业变革。认真考察印度“绿色革命”得以成功的原因。     

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的历史考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他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现代化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确立、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步骤的规划,到现代化战略重点的设计方面,为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可能性。     

关于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思考

加强党的自身的现代化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当好“三个代表”的关键。这既是党自身发展、巩固和成熟的必然要求 ,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国际共运发展的客观需要。党的现代化建设 ,首要任务是党员素质的现代化 ;重要内容是赋予共产党员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容 ;有效途径是党的组织设置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建设     

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周恩来对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了长期的探索, 这是贯穿他生命最后27年的一条红线。1949-1954年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初步提出阶段,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建设起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5-1965年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正式提出阶段,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重新提出阶段,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严复悖论”的文化根源及其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

“严复悖论”揭示了制度移植与文化适应性的困境。中西文化的差别以及文化的整体性和刚性是导致“严复悖论”的文化根源。“严复悖论”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是：中国只能兼收并蓄,综合创新政治模式,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内在关联性,整体协同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循序渐进,进行“增量改革”;博采众长,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以“追龙”战略为例

中共二十大报告从根本性质、基本特征、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等维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由来已久，广东的“追龙”战略即为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范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广东要用二十年追赶亚洲“四小龙”的“追龙”构想，要求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追龙”战略从提出之初就打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具体实施又是一个渐进式发展的结合中国国情不断调整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对现代化认识的过程，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有效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局限性。     

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二难困境——晚清专利与官利制度述评

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时,由于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为了吸引民间投资创办近代企业,清政府给予某些洋务民用企业及部分商办企业以垄断性质的“专利”特权,又规定官私资本自入股之日起,企业无论盈亏都必须支付股东类似贷款利息的“官利”。专利制度和官利制度对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建设的确具有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又阻碍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过渡特性。     

关于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思考

加强。党的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当好“三个代表”的关键。这既是党自身发展、巩固和成熟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国际共运发展的客观需要。党的现代化建设，首要任务是党员素质的现代化；重要内容是赋予共产党员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容；有效途径是党的组织设置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