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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葬是国家授予逝者的一种特殊荣典，具有追崇往者、激励来兹的重要功用。20世纪30年代，以“党国”政要谭延闿的逝世为契机，南京国民政府接连制订颁布了《国葬法》《国葬仪式》和《国葬先哲逝世日纪念典礼条例》,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规整的国葬制度。据统计，自1927年至1949年间，有23人及1个烈士群体被国民党政权颁令国葬。然而，由于时局政局动荡、政府力量薄弱等原因，大部分人徒具国葬之“名”而无国葬之“实”。应该说，国葬制度本身确有表彰逝者、激励国民为国贡献的潜在作用，但从社会舆论对国葬制度的评价反馈来看，宏大华丽的仪式场景大多只能显示政要们所享有的身后哀荣，实际上难以产生对国民党政权建构统治合法性及凝聚人心的政治仪式效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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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葬是以国家名义为逝者举行的葬礼。在我国,事实上的国葬,自古一直沿袭至今,而法定“国葬”则是民国的特产。
1916年11月8日,33岁的蔡锷病逝于日本,举国悲痛。孙中山抱病撰写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给予蔡锷极高的评价。为了表彰蔡锷缔造共和的功勋,11月10日,湖南省省长谭延闿致电各省,倡议为蔡锷举行国葬：“此公义旗首拔,艰险备尝,缔造共和,厥功最伟。……国家追念元勋,自应赐予国葬……”12日,梁启超等人致电冯国璋及西南各省,赞成赐予国葬。19日,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复电,表示将为蔡锷举行国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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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武昌首义元勋、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于 1 92 8年 6月 3日在天津寓所病逝。时隔 7年之后的 1 93 5年 ,民国政府根据黎元洪的遗族黎绍基等人的呈请 ,决定于同年 1 1月 2 4日举行国葬典礼 ,并委派湖北省主席张群组建“黎前大总统国葬典礼办事处”。办事处干事为金巨堂、周君量。在葬礼举行的前数日 ,“黎前大总统国葬典礼办事处”在报纸上发表启事通告全国 ,并致函各界人士及外国驻汉领事 ,告知国葬举行的时间、地点、灵柩安葬处及注意事项等事宜。并决定国葬当日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一律下半旗致哀 ,各游艺场所停止娱乐一日。黎元洪的子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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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预备立宪背景下,地方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接受新思想熏陶的士绅多加入其中。谭延闿作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拥有较强的参政意识,率咨议局与巡抚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清季官绅冲突的原因由多方所致,既有宪政支持下士绅权力扩张的因素,又有立宪进程中制度不完备的因素。为从制度上保障绅权扩张,谭延闿迫切希望加快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反对“皇族内阁”失败后,谭延闿对清廷由希望变为绝望,并最终倒向革命。预备立宪期间,谭延闿积极宣传宪政思想,为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他的角色转换和心路历程亦是清末一些开明士绅或知识分子嬗变的缩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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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与宋美龄都是20世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谭延闿本可以与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结为连理,走人婚姻的殿堂,但为了妻子临终的一句遗言,婚姻的红地毯终为他人铺设,却也与宋美龄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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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中央政府。为了附庸风雅,汪精卫授意手下的大小汉奸大肆撰写贺联、贺词。一时间伪中央政府的大礼堂里挂满了各种阿谀奉承的贺联、贺词。 当时任伪南京警察厅长的申省三,想讨得汪精卫的欢心,但又苦于自己才疏学浅,便软硬兼施,强逼灵谷寺的主持和尚灵谷老人题写一副对联。灵谷老人年过古稀,擅长诗文书画,热爱祖国,非常痛恨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当申省三要他题写贺联时,他稍加思虑、便挥毫写道:“昔具盖世(该死)之德;今有罕见(汉奸)之才。”申省三拿着灵谷老人的对联喜孜孜地跑到汪精卫那里邀功。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副裱褙精美的挂轴,只见上面写着“昔具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上联的右上方写着“汪主席就职大典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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