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乌克兰

<正>今年1月初,我到乌克兰的奥德萨出差。在经由基辅和莫斯科回国的途中,亲身体验到乌克兰人在旅途中的文明举止。叠被我搭乘的111次列车是由奥德萨开往基辅的普通旅客列车,下榻的1号车厢共计1人,除我之外就是几位年轻的乌克兰乘客:一个商人、一个工人、一个教师。     

我在新城搞四清的经历

1964年10月,开学后刚刚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就停下了。根据校党委的决定,河北大学文、史、哲三系三年级以上的同学,包括部分青年教师,奔赴河北省新城县高碑店(今为高碑店市),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     

文革中彭德怀二三事

文革时我在北京航空学院任焊接专业三年级班主任。1967年7月上面希望学生不再外出串连,提出“复课闹革命”,规定班主任要和学生三同。于是,我便和该班学生在一起活动。在闲聊中,该班北航红旗的勤务员（即领导成员）张寿山和另一名姓叶的同学,告诉我1966年11月他们等4人赴四川想把彭德怀抓到北京的经历。     

简论古罗斯文化自觉意识的产生

古罗斯的文化自觉意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基辅罗斯时期文化自觉意识开始萌芽,在莫斯科罗斯时期文化自觉意识正式形成,其标志为"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的提出。     

悦纳生命中的变数,让生活更美

去年带了三年的班毕业了,我做好了接一年级的准备。带了高段学生好多年,我也想“轻松一点”,可是开学前一周接到学校的电话工作安排。由于五年级四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余老师工作调动的原因,我将接替他的工作,教低段的梦又破灭了。     

晚风中的西伯利亚

八、九月间，我坐着“欧兰德”从北京到莫斯科再到巴黎，完成了对亚欧大陆的穿越。我不会开车，干坐了133373公里（坐了这一万三公里之后，我连北戴河或者天津都想打飞机过去）。坐在副驾驶的宝座上学会了报路况，而且报得还挺溜，如今路况报得似比交通台的播音员都专业。我虽然不会驾驶，但的确是一个出色的副驾驶。     

沙俄西伯利亚“狼币”

公元1480年,莫斯科公国在伊凡三世时脱离蒙古人的统治而独立。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1533年为莫斯科和俄罗斯大公。1547年加冕亲政,自称“沙皇”。1552年征服鞑靼人的喀山汗国,从而打开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的道路。赚钱的毛皮贸易诱使俄罗斯人越来越深入西伯利亚内地。1581年,沙俄占领西伯利亚汗国首都西伯尔。1649年到达太平洋沿岸,沙俄掌握了整个北亚。     

一个小学生在1958年的经历

1958年,我11岁,上小学（上半年4年级,下半年5年级）。由于生活在贫困、闭塞的中原农村,见闻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前,我（包括我的许多同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所以这里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只是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一些情况。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路遇陈独秀

1940年寒假,我和三个好朋友考入江津中山中学高中二年级。开学前,我们一起乘船由重庆去江津,看见船长室里坐着一位很有风度的长者,一打听,他是陈独秀,就住在江津城墙脚下。我读过他写的《我对抗战的意见》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上我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我们必须奋起抗战才能挽救中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又知道他是有名的学者,     

大盛魁与祁县

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 大盛魁的创始人,一为王相卿。太谷武家堡（紧邻祁县晓义）人;二为张杰,祁县城内义井巷人,张杰的后代有暨馨财主、常寿财主,都挂大夫第的匾;三为史大学,祁县祁城村史家巷人,史大学的后代宁书财主、二普财主捐过国子监。门上挂大夫第的匾。三人远在康熙征噶尔丹时（1696—1697年）即随军搞军需供应,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王、张、史三人在该部当厨夫或杂役,常去归化城买卖。他们随军至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前营）和科布多（后营）,以三人为主体,     

“职务标志”与“军衔”的区别

正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中国有许多革命者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常出现对自己或苏联教官、其他领导的职务标志误以为军衔的现象。一位老同志回忆1925年到莫斯科后:"苏联一位少校"来接他们并送他们到基辅,在基辅军校"我的军衔是少尉","工程兵科的总顾问西蒙诺夫上将……工程兵科的主任教官加耶夫斯基中将",他们的教官德国人施拉木"已是苏联上校军官","1928年春,苏联红     

我的北大生活

典衣要带学生证 1955年8月24日,我迈进北 大校门。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 的世界。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 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 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 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 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内心 有一种崇敬心理。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 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 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我把他 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 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     

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串连”

1966年,我在武汉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学校已停课了。“文革”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     

春申君·春申乡

<正>一众所周知,吴地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是“春申”。这个雅号,与先秦楚人黄歇密不可分。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张仲清译注《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载：黄歇（？—前238）“楚考烈王时任令尹,前248年封于吴,号春申君。”关于他的籍贯有不同说法。或说楚地黔中（今湖南常德）人;或说郢（今湖北江陵、荆州一带）人;或说潢川人,系黄国族人后裔。     

牵挂

一直以为自己很洒脱,不愿承认也会牵挂些什么。但有些事情并不是你不承认就等于没有,何况,牵挂一个人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呢。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老爸去了新疆,据说是为了支援边疆的建设。时间是三年,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来。那时候的我年龄还小,根本不清楚那是多长的一段时间,多远的一段路程。在原本天天都能逗我开心的老爸终于有一天离开了家之后,我就开始趴在地图上寻找那个边疆城市——中国地图大公鸡尾巴上那个离哈萨克斯坦只有7公里的小城——塔城。天天掰着手指算那个西北角的地方现在是几点,老爸是在上班、睡觉还是在打     

孙老师

正三年级一开学,我们班来了一位英语老师。英语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自我介绍说:"我姓孙,孙悟空是我的姥姥的姥姥的姥姥,所以,你们的优点和进步,我看得清清楚楚;上课在下面做小动作,都逃不脱我的火眼金睛。"我们听了哈哈大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孙老师。孙老师长得可漂亮了,扎着一个马尾辫,一     

小学三年级时的“反动标语事件”

正童年的许多事情我大都忘记了,可是,1969年3月,当时未满11岁的我在湖南冷水江市锡矿山飞水岩源和学校读小学三年级时发生的那次"反动标语事件",至今还时常出现在睡梦中,使我不寒而栗。事情发生在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早晨。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得很早,并且习惯性地将书包放进教室后再下来跨过大操坪,     

我的姐姐王海容

1979年,我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开始上小学二年级。那时,我的外公毛泽东已去世三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李敏仍是在哀伤和忧郁中度过的。妈妈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来看望她的人也为数不多。     

辛亥革命时期的亲历见闻

邓汉祥先生89岁1976年）于北京。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四川保路风潮和革命党人袭击两广总督衙门（黄花岗之役）的影响下,湖北革命党人孙武、蒋诩武、张振武（时人称“三武”）等人在武汉联络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和第二十一混战协（协统黎元洪）中的中、下级军官、士兵及陆军中学①、测绘学堂学生中的部分知识分子,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联络各省革命党人,加紧准备起义。陆军第三中学同学来自鄂、湘、滇、黔、桂、陇六省。辛亥年8月,我已读完二年级,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云贵两省同学组织了同乡会,我被选为会长,常于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