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开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清朝建立以前,内蒙古地区就已经有了少量内地汉民迁入垦殖。清朝以来,内地民人大规模迁入蒙地垦殖,其粗放的经营方式和无序的活动,对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基本特征

我国西北地区按自然地理区域划分 ,除包括今之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 5省、自治区外 ,还当划入内蒙古自治区西半部与山西省。其下又可分为 8个二级自然区。这一地区在历史时期以迄现代 ,生态环境发生了多方面的明显变化 ,主要是 :1 .天然植被大多消失殆尽 ;2 .水土流失不断加剧 ;3.土地沙漠化扩大 ;4.高山冰川雪线后退 ,冰雪储量减少 ;5.河流湖泊变化显著。一些河流河道流程减少、发生断流 ,有的湖泊湖面缩小、甚至消失 ;6.绿洲萎缩。总结其变化特征主要为 :生态环境变化主要反映在干旱化、沙漠化与水土流失不断加剧 ;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有气候干旱化的影响 ,也与人为活动关系密切 ;生态环境变化在历史时期以秦汉、唐、明清时期最为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趋剧烈 ;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广泛深远 ,不仅制约着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还威胁着其周边地区 ,尤其是其东部华北平原与京津地区之生态安全。     

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

汾河流域作为北方经济重心区域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与稳定,明清时期尽管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但蕴育在汾河流域的晋商依然创造了执中国金融业牛耳的辉煌。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流域生态环境也出现明显恶化,径流量少、水土流失加剧、水害增加及土地生产力下降等问题日渐凸现。究其因,主要和期间人口大幅度增加,在许多地区超出自然承载力有关。明清生态问题的逐步显现是一个新生问题,政府难以很快从思想层面上对其产生的原因、防止措施等有一个明晰认识,所以也就不可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对于基层民众,生态环境则是日常活动须臾难离的,故他们最先感…     

试论明清时期广西经济开发与森林植被的变迁

明清时期是汉族移民迁入广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阶段,汉族移民的足迹从广西东部逐渐深入到西部,从平地、丘陵的耕作发展到对山地的垦殖,在极大地促进了广西经济开发的同时,也导致了近600年来广西生态环境的大变迁。这一时期,不管是在开发较早的桂北、桂东和桂中,还是在开发较晚的桂西和桂南,森林植被的变迁都十分巨大,对广西的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陕甘回民起义之善后

同治年间陕西和甘肃爆发了回民反清事变,起义失败之后,左宗棠对回民采取了善后措施,使许多回民背井离乡,对当地回族社会、民族成分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作者对陕甘回民起义之后的回民安置作详细论述,以求教于专家。     

明清时期广西的虎患及相关生态问题研究

在历史上,广西曾是华南虎的重要栖息地,明清时期广西经历了一个较严重的虎患过程,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清初和清末三个时期的虎患非常严重,这反映出三个时期广西的人工生态环境因受战乱的影响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自然退化,田地荒芜导致次生性植被复萌,为虎患的爆发提供了条件。随着社会的安定和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强,特别是清代乾、嘉、道时期的山地垦殖运动兴起以后,广西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森林植被覆盖率不断下降,虎患逐渐减轻。但人类在免受虎害的同时,却不得不面临生态恶化的威胁。     

明以降滹沱河平原段河道变迁研究

滹沱河是海河子牙河系最主要的支流。明清时期,滹沱河平原段善淤、善决、善徙,被称为“决不可以人力治者”。本文通过对明清相关史料的收集、分析、整理,首次对明以来滹沱河的变迁改道进行了具体详细的恢复,进而发现滹沱河在不同历史时段,其流经方向、河道稳定性、主要河患影响范围和程度都有不同的特点。据此,文章将滹沱河变迁分成四个阶段———①明初(1368年)至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②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至清顺治二年(1645年);③清顺治二年(1645年)至清同治七年(1868年);④清同治七年(1868年)至今———并对其分别进行了介绍,最后总结了明清时期滹沱河变迁的特点和规律。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清代西北科举与社会环境——以甘肃庆阳进士的时空分布及变迁成因为例

清代庆阳科举兴衰与西北社会嬗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从与明代比较的视角,对清代庆阳科举人才总量的下降、时空分布的变迁及社会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清初陕甘分省造成的省治中心转移、书院教育发展滞后、明末陕北起义、清初王辅臣变乱和同治陕甘回民事变等,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终导致清代庆阳科举下滑。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廷对塔尔巴哈台蒙古难民的安置研究

同治元年(1862)发生的陕甘回民起事的影响,蔓延至清朝整个西北地区。在新疆,同治三年(1864)五月,库车渭干河水利工人首先发动了反清起事,很快全疆各地回民纷纷举起反清旗帜。是年,俄国通过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占领了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四十四万平方千米的地方。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入侵南疆,其势力扩张至北疆部分地区。同治十年(1871),俄国以"代收代守"为名义,占领伊犁,并欲将势力扩张至塔尔巴哈台一带。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回民起事首领白彦虎带领残部进入新疆,与阿古柏势力联合在一起。发生在南疆库车的起事,迅速蔓延至新疆全境,乃至喀尔喀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清朝政府失去对新疆局势的控制,当地社会变得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同治四年正月塔尔巴哈台发生了回民起事,起事后,塔尔巴哈台蒙古难民纷纷逃入科布多布伦托海地区,本文以因战乱逃避至布伦托海的塔尔巴哈台蒙古为主题,将重点论述朝廷对蒙古难民的安置而设置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事宜。     

亲民与新民——古典史学的一场争论

《札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亲民”蕴含着古典学中的“亲爱于民”的思想。但十二世纪的程颐改“亲”为“新”,意指“革其旧”之意。事实上不符合古典学的“亲民”思想,应以改正。     

彝族布摩（毕摩）与汉族儒家的比较研究

本文认为彝族的布摩和汉族的儒家,都是该民族早期的神职人员。他们掌握文献、传承文化、规范行为、解释世界、塑造灵魂,是该民族的文化源头和精神领袖。文章从社会职业、作用地位和思想物质三方面进行了比较。     

大学中的人民,人民中的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

这所大学的特色,在于它的自治传统和校园建筑艺术。自治传统使墨大成为墨西哥历史和文化独树一帜的传承者,而其校园建筑艺术则让墨大在2007年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     

真情为民 人生如歌——记大通良教乡上治泉村党支部书记马维海

走进青山环绕、绿树掩映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良教乡上治泉村,令人感受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参差不齐的低矮危房不见了,鳞次栉比的新房拔地而起;乱堆乱放的柴草不见了,村容村貌处处整洁卫生;游手好闲     

鄂温克人与驯鹿

敖鲁古雅的精灵 经满归一路到达根河,沿石子路进发,摇摇晃晃两三个小时车程,几百公里的颠簸后,便可渐次深入大兴安岭神秘的腹地——敖鲁古雅乡鄂温克人居住的地方. 敖鲁古雅,在当地语言中是"杨树林茂盛"的意思.鄂温克驯鹿部落,就深藏在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里.时值大兴安岭最美的秋季,金色的松针柔软地铺满林间草甸.当视野中出现白色的帐篷和木栏围起的鹿圈,鄂温克人的家便到了.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