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生产专业化演变:一个尝试性模型

陶器研究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始终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中,陶器研究在建立相对年代学、区域文化关系和分辨族群身份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我国,陶器研究长期来也承袭了这种方法,用来建立相对年代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虽然也有学者关注陶器的生产技术,但是并未涉及与陶器生产有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问题。自1960年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的陶器研究已经走出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的窠臼,开始探索更为广泛的领域。其中,手工业专门化是一个深受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涉及剩余产品的交换和贸易,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表现。许多学者定义了一系列生产组织的类型来研究手工业专门化的发展,从家庭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经个体作坊到工厂,体现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在本文中,赖斯提出了陶器专门化生产需要探索的一系列问题,她认为,经济专业化总是与社会复杂化同步,并认为手工艺的专门化是社会复杂化的伴生物,陶器、技术、形状和纹饰的变化总是反映了生产结构模式的变化。推断专业化生产的方法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证据来自对陶器生产作坊的考古发掘,观察陶土及其他原料、模具和其他工具、陶窑以及烧制的废品。间接证据则从陶器的标准化程度、劳力投入、技术水平和分配方式入手。原料成分、制造技术、器形和尺寸较高的标准化程度一般反映了专门化的批量生产。阅读这篇文章可以为我们的陶瓷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中国史前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几点思考

陶器和其残片是考古发掘中最丰富的遗物,陶器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陶器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同步发展,是陶器研究的重要方面。通过对本期集中发表的与陶器研究相关论文和简报的评述,本文提出,要真正超越对制陶技术的复原,达到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发展的目的,需要更多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更深思熟虑的田野工作,也需要更加“以人为本”、关注工匠个体特征的民族考古调查和实验考古实践。     

关于陶器生产方式之探析

陶器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大宗,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通过陶器获取关于古代社会最大量的信息,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关心的问题。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复原历史,而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我们想了解的是人而非物。人总是处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劳动组织形式便是其中的一种关系。陶器生产方式是劳动组织形式的一种体现,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专业化、标准化和多样性:陶器研究的回顾与观察

在本章中,我将回顾近年来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有关考古学陶器研究的一些新的观念和模式,并探讨对其如何应用和评价的.这次评述主要集中在专业化(Specialization)、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和多样性(Diversity)三个重要的概念上,因而不可能面面俱到.1981年,我用玛雅低地的一组资料,发表了一个陶器制造的专业化--强化生产演变"模型",并在该模型中提出:在陶器制作技术、外形和装饰的变化中,标准化和多样性相对程度的改变,应该自始至终地反映了生产组织模式的变化,其中有些可以作为专业化来理解.我又研究了不同水平的生产组织所制造的陶器的特征,并进一步设想:由于资源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结果,制陶专业化可能始于精华的、仪式的、高价值的物品的范围内;而且依靠黏土属性的标准化途径在最早的阶段就可能发觉.     

十二桥文化陶器生产的若干线索

十二桥文化形成了与聚落层级相对应的陶器生产体系。金沙遗址作为十二桥文化中心聚落,摸底河以北的大型陶器作坊群是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规模最大的陶器生产中心,反映出陶器生产在金沙聚落构成及十二桥文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次级中心聚落形成了专门的陶器作坊区,规模远小于中心聚落;小型聚落陶器作坊规模最小,散布于金沙遗址周围,与成都平原小型聚落分布的疏密程度大体相仿。小平底罐的标准化程度较高,尖底盏、尖底杯的标准化程度偏低,或与不同时间、更小区域陶器生产模式存在差异有关,成都平原陶器生产的专业化水准稍高于渝东峡江地区。总之,十二桥文化中心和次级中心聚落的陶器生产应达到较高的专业化水准,存在专门从事生产工作的陶工,而小型作坊的生产模式以及不同聚落的产品流通问题,则有赖于更多的资料披露和样品分析。     

红山文化无底筒形器的“专业化”生产问题

无底筒形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红山文化的陶器制作和生产水平。学术界一般认为该筒形器是专业化生产的产物,但未对专业化的程度和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对红山文化核心区非日用陶器(主要是筒形器)及日用陶器的成分分析指出:(1)核心区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生产中心,在东山嘴、三家和二布尺三个地区,应发生过各自独立(或以各自独立为主)的筒形器生产,其产品主要被本地区的家户所消费;(2)筒形器和日用陶器在陶土的化学成分上不存在明显差别,并且它们都是由相同的陶器生产者所生产,故这两大类陶器的生产都是就地或就近取土;(3)一般概念中那种程度较高的"专业化"不适用于红山陶器,在未就"专业化"一词的内涵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不建议将其应用于红山时期的陶器生产。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程度和形式被认为是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或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指标.本文首先对西方有关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作了简单回顾,提出近二十年来相关研究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视野的扩展:二是日益重视运用多种手段从考古资料中榨取相关信息;三是解释理论日益多样化.文章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回顾,提出应加强对早期...     

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表层是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统治,但社会复杂化无疑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文德安(Anne P.Underhill)教授的《中国北方地区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变迁》(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一书,就是从陶器生产探讨社会复杂化过程的一部专著,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意图和书中将要采用的阐释理论。作者长期从事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至夏商考古学研究。她注意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陶质或铜质饮食器具在贵族奢侈品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饮食器具地位的凸现,显示的是社会上层对高级食物和饮品以及生产、制作这些食品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占有,是社会上层集团为了在竞争中彰显自身财富和威望这一社会行为的反映。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陶器手工业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力,增加产品种类,其结果是导致了陶器的专业化生产;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贵族总是在谋求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控制权,而经济控制权是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鉴于高级饮食器具在社会上扮演的异常重要的角色,控制高端陶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尤其是对最为关键的“生产”阶段的控制,也便有了不寻常的社会意义。精英阶层通过对专业陶匠及其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投资,实现了对这种高端陶器生产的有效地控制,而陶器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也使得对其生产的控制变得相对容易。这种“资助式”专业化或称附属式专业化生产,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官营”手工业。判断附属式或官营手工业与独立的非专职的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标准是器物的标准化程度。为了了解中国早期陶器生产,文德安博士曾屡次亲赴贵州、云南和新疆各省区,采集人类学、民族学第一手资料,并有长篇调查报告发表。这是北美人类学考古学家的治学路数。这种亲历的经验,使得作者在对中国史前陶器生产的研究上受益良多。陶器标准化程度主要是靠测量数据来体现,苦于国内考古发掘报告中往往缺少“典型器物标本”以外陶器的测量数据,作者数度穿梭于山东、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站,测量必须的陶器数据。她认为龙山文化陶器已经属于附属式手工生产。作者的这一认识,已经从制陶技术的研究中予以证实。两城镇龙山文化制陶所反映的工艺流程,清楚地显示了陶器生产专业化发达程度。关于宴享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国外人类学界与考古学界已有许多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宴享是个人用以显示自身财富、维持或提高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我国,龙山时代存在饮品酒已经得到证实,但史前和原史时代宴饮的社会功能却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实际上,我国后代文献如《国语·周语中》所记“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就道出了宴饮的性质。《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言,“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说得更为直白。也正是因为宴饮容易“合族”、“聚众”,故立足未稳的西周年统治者规定民众不得“群饮”,违者“尽执拘”、“其杀”(《尚书·酒诰》)。这是从反面理解宴饮功能的文字记载。本文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与其说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实际上是把考古学上最为常见的陶器,放到政治经济领域加以考察,即把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器物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或者产品蕴含的象征意义。史前时代晚期某些陶器所具有的礼器性质早就为学界所公认,但对于陶器礼器化的过程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假设,贵重食物、饮品和盛放它们的饮食器具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劳动,导致了精英阶层对某些高端陶器生产的控制与独占;而控制陶器生产的结果,直接引发了隶属式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出现(这本身就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体现),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陶器本身所反映出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前一个假设,通过对高端陶器与高等级墓葬等共存现象的考察很容易得到证实;后一个假设,则通过统计测量得出的陶器标准化程度和陶器工艺流程的复原得以验证。所谓先有假说,再加以验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陶器专业化大生产的民族考古学调查与研究

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及相关遗物遗迹,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可以为了解陶器的技术、文化和社会等属性提供最直接的证据。通过有目的的民族志调查,借以从民族考古方面尝试研究陶器生产及其体现出的专业化程度和生产组织方式,可以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制陶业及相关问题提供有效的帮助。这种通过对现存原始制陶作坊的调查,并与考古遗址出土陶器进行对比研究,是探究体现在陶器背后的各种属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筒形罐谈陶器器形的起源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指示物,陶器组合或某一典型器类能体现某种文化面貌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对陶器组合和典型器类渊源发展和演变的研究,历来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筒形罐是在东北原始文化中流行数千年的典型器类,研究筒形罐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对于深入认识东北原始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其重要性类似     

陶器化学组成分析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意义

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一直是原始手工业生产的主要对象,一直是原始生活的主要器皿,因此对史前社会原始制陶器工艺技术的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了.陶器化学组成分析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它,可以研究原始社会制陶生产技术的发展历程,揭示和发现古代制陶工艺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规律,丰富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认识,为重构原始社会生活框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依据.     

考古学文化的层次划分--以龙山文化为例

考古学文化的层次划分研究实质是对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地区差异程度的考察。通过对龙山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鼎、鬶的研究,文章认为考古学文化性质的确定可通过数种典型陶器来确定。考古学文化内部群体的划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政治势力的组合倾向。     

生业兴起 文明进程中的五谷、六畜、百工

正多年来,我们的考古学研究主要侧重于人工的遗迹和遗物,比如对发掘出土的城墙、壕沟、宫殿的夯土基址、半地穴式的房屋、土坑竖穴的墓葬、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的形状、纹饰特征等等进行探讨。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对于古代、尤其是史前的技术与经济状况,比如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时期的农业耕作、家畜饲养、铜器的冶炼铸造技术、陶器的制作工艺、玉石器的原料来源等等涉及不多,留下大量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探索。     

巴蜀时期的陶器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天然物的开端;人类懂得了如何控制和利用物理、化学变化,把柔软的粘土加工烧制成坚硬的器物。这是一种质的变化,一种认识的飞跃。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某些民族及其共同体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物质文化水平,从陶器上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另一方面,古代保留至今的文化遗存中,以陶器为最多,因而考古学把陶器作为衡量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世界盐业考古优秀的区域研究个案:《古代中国的盐业和社会等级制》一书读后

2011年夏,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傅罗文(Rowan K.Flad)博士撰写的《古代中国的盐业生产和社会等级:中国三峡专业化生产的考古学研究》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分为绪论、复杂社会与专业化生产、四川的古代盐业、中坝遗址、     

陶器生态学:近东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种途径

陶器和陶片是考古发现中最不易消失的文化遗存,而且在一万多年前出现后,与人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伴。因此,陶器研究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始终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1960年代之前,陶器研究在建立相对年代学、区域文化关系和分辨族群身份上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我国,陶器研究长期来也承袭了这种方法,用来建立相对年代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然而,自1960年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的陶器研究已经走出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的窠臼,开始探索更为广泛的领域。本文刊载于1965年出版的《陶器与人类》这本论文集中,受朱利安.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影响,作者提出了陶器生态学的概念,试图将陶工使用的原料和技术、陶器在文化中所发挥的功能与其生态环境联系起来研究。陶器生态学认为陶器是三个主要因素(自然、生物和文化)之间动态平衡的产物,这种平衡状态很容易因某一主要因素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因此,陶器的变化可以从这几个主要因素的动态关系来了解。作者根据近东生态学的特点、缺水环境中人们对水利用的方式、还有陶工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分析了陶器在该地区生产和使用的特点。最后作者指出,长期以来陶片被用作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的材料,而其作为人类...     

对陶质文物保护技术的基本认识

陶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的生活器皿,陶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时空变迁,陶器自身的易损性,大部分古代陶器已经损毁消失,我们目前能看到的陶器,又多有残缺,使人们无法全面认识其本来面目。这就要求我们对陶器进行保护和修复,还原其本来面目,使人们了解其内涵,还原历史原貌。本文主要就陶器的保护谈一谈自己的认识。     

广西钦州唐代宁道务陶碑的初步研究

陶器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人工材料的制品。陶器的出现,方便和巩固了人类的定居生活,扩大了农业生产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陶器的生产和发展与人类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出土陶器、陶片的研究,可以追溯古代社会的存在及其物质文化水平;在考古学上,往往把陶器的类型学作为衡量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均把陶器及其纹饰作为考察判断墓葬及其他出土文物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此外,博物馆也经常通过陶器的展示来阐述说明古代社会的文明的存在及演变过程。     

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陶器起源:关于陶器起源的另一种假说

正绪论:已有成果及研究范式一直以来,陶器的起源始终都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亦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课题。在人类早期文化发展史中,作为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并推动文化巨大进步的,乃是以陶器的发明和出现为其重要标志。综合以往关于陶器起源的研究,主要的认识来源于民族学的推断以及考古学的发现。前者通过梳理土著民族地区陶器的制作及使用,推断陶器起源的逻辑可能;后者则从考古发现的时空框架内,对早期陶     

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制陶模拟实验

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是一处仰韶时期制陶业特征显著的聚落,经过连续的发掘共清理陶窑42座,其中仰韶晚期陶窑33座,陶窑的数量之多和分布密度之大在其他同时期遗址中较为少见。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遗存最为丰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标本,这为我们研究当时陶器制作与生产提供了实物证据。我们基于周家嘴头遗址发现的陶窑和出土陶器开展了多次的陶器制作及烧制实验,从而对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整个制陶业的操作链技术及生产方式等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