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耀州窑文字碗残片

我在银川结识了一位喜爱收藏耀州古瓷的藏友。受盛情之邀,前往其寓所观赏藏品。其藏品中刻写有“道情”字的两件古瓷残片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河南沁阳发现王铎撰书郑端清世子神道碑残片

1986年河南沁阳发现王铎撰书的郑端清世子神道碑残片。残片现存列于沁阳市朱载埔纪念馆。该原碑高166.5厘米、宽133.2厘米,行书。碑文1774字,建于1624年。原碑存放于沁阳九峰山寺内“郑王生祠”,1938年日本军队侵占沁阳,九峰寺被毁,郑氏神道碑亦遭破坏。今发现的残片高50.5厘米、宽68厘米,可辨碑文19行计297字(图一)。     

契丹大字《耶律褀墓志铭》考释

一、序说1993年7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阿鲁科尔沁旗的罕苏木苏木的朝克图山之阳发掘耶律羽之家族墓时,在耶律羽之家族墓之东2公里处发现了另一处辽代墓群,当即抽调人员前往清理其中的一座墓葬,编号为1号墓。经过清理,发现1号墓虽早期被盗,但仍出土汉字和契丹大字墓志铭和20多件宋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影青瓷盘和瓷碗。一些瓷盘底部“书写契丹大字墨书题款,共约百余字”①。由于该墓早期被盗,汉字墓志铭仅出土极少量的残片。残片处于墓志铭题目部分,对于辨明墓主人身份极有帮助。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这些残片编号。1号残片只有“勤力”两个…     

我看毛泽东的成功之道

我想毛泽东成功之道,简单地讲,还是那两个字：“务实”。过去为什么总是失败？其实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时间缺乏这种务实的态度。因为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在那里管着,有那么一个革命榜样在那里树着,结果只能一切从理论、从经验出发。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共革命有什么重要的理论贡献,那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他再三再四讲的那个“从实际出发”的观点,那个“实事求是”的观点。所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     

雷公山残碑

在雷公山曾分别于民国四年(1916年)、五年(1915年)和民国三十年(1941年)发现两块残碑,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人将一块碑刻残片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残片上仅有两个字完整,另外三字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这些残碑上的字体古雅奇特,不像汉字,也非其他的民族文字,碑刻的时代很难断定。     

垣曲古城东关的一件陶鼎

2004年9月28日夜,给久未谋面的朋友打电话向他致以仲秋的祝愿。一番寒暄后,他告诉我,正准备给我去电话,近日在垣曲古城东关西河滩里,他捞到一些陶鼎残片,能复原,如何如何精美,让我抽时间去看看。当时我想,无非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或龙山文化的陶鼎,因为古城东关1983～1987年中国历     

在毛泽东身边几事

毛泽东的情愫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18年,同他接触越多,了解得越多,也就越加敬佩他。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是深厚而广博的。他的言行,他的音容笑貌、神采韵味,都在我的眼前,永不离去。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十一)

1906年11月3日 该通道另一侧的遗址,始终使我感到困惑不解.我于是便决定带领五个人前往那里发掘.我们很快就在努埃特曾拾捡到一块装饰有手镯的手腕造像残片处,又发现了佛像的其他残余.其本身的价值都不大,但其头、臂和底座等造像,却都充分证明,在山口的这一侧曾存在着一个古代僧伽蓝(此处省略其大致布局及图表——编者).     

亲历“提蒋”行动

1936年11月间,我从国民党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毕业后,回到西安见到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当时,他没有让我回骑六师,对我说：“在这里住几天,你们白师长就来了。”又过了几天,张学良电告白凤翔回西安,我便上路迎接他。回到白的寓所后,他就让我到张学良那里报到,     

山水园林般的黄姚古镇

最早知道黄姚这个地方是山水画家陈平告诉我的,他说那个地方不错,建议我有时间去看看。至此,黄姚这个名字一直在我要去地方的计划中,无奈去此地从交通上不是很方便,此计划一直未能实施。我在南方给在北方的画家陈平打电话,询问他近来的计划,他告诉我要去黄姚看梅花。真是不谋而合,我也正计划去那里,于     

胡适与杜威比较研究

关于胡适先生究竟从他老师杜威那里继承了多少思想,恐怕既不能根据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视胡适从杜威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皆是“枝节末流”。现在,真正需要我们弄清楚的是：一是杜威哲学是西方传统发展的历史结果,不是美国工业社会的精神产品;二是胡适的文化解释学。这种解释学一定具备三个因素：     

爷爷何遂在我心中

爷爷何遂（字叙甫）,1904年进入福建武备学堂,他在那里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等革命党人,并开始参与反清革命活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他曾一度失去了奋斗的方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他看清了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爱国抗日、富有政治远见的是中国共产党。1937年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后,他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     

护国路的那些事

正2005年,我搬到了护国路127号居住,那是为安置修都司东路的部分拆迁户和解决我局职工住房而修建"护国路商住楼",侧面就是"王伯群故居"。而我祖父家民国时就住那里了,是那时的82号。父亲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大学毕业后还在那里结的婚。我也在那儿躺在母亲怀里度过了哺乳期。所以我搬来没几天,年迈的父亲就闹着要我扶他来看看,其实他要看的主要是护国路。在南门口吃了湖南面后,我扶着他一路上来。"那时叫顺城街,我们家就在对面这一     

为学与为人的楷模——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本杰明·史华慈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知识渊博,智能超凡,和我这一辈的话多东西方学者一样,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封我来说,尤其幸逼的是几年前我又回到了母校任教,发现自己又成了他的同事了,兴奋之余,也有些不安。不言而喻,在我多年的任教生涯中,甚至在多少年前我由历史改行到文为的转变中,我都得益于他的学识和才华。     

生命之光——省政协六届文史委主任李蓼源先生纪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生得一忘年交,足足矣!李蓼源先生古稀,长我二十有余,交往又甚深,自然算得上忘年交.可以说,这许多年来,受先生的教诲,其收益全在我的长进之中.结识先生,说不上偶然,因为他就住在我父亲的楼上,父亲有惺惺惜惺惺癖好,常由衷赏识他的同僚蓼源先生.我就是从父亲那里知晓先生传奇式经历的,也是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父亲为先生入党之事招致非议.我向来求知若渴,说不上在哪个时辰,悄然拉开了与先生交往的序幕.     

明年冬天谁在那里

那人曾是我住的那条小街上的摊主。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摆摊烤羊肉串,40多岁,很矮,谢顶,满脸烟火色,常年穿一件脏兮兮的灰夹克,如果你曾从那条路上走过,你一定见过他。还是要从高中时候说起。我一度特别反感说什么事情都把小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补六则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状况,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依据《俄藏黑水城文献》底片中的Инв.No.5590号写本未刊残片和Инв.No.5581号刻本未刊残页,补克恰诺夫俄译本、《俄藏黑水城文献》本和杜建录等整理本所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和卷十三中的123个字。其中89个字此前未曾校补,内容包括卷七《为投诚者安置门》“头诚人不告纳取畜物”条前半部分、“内宫任职逃后投诚”条后半部分、“他人妻强行夺重返”条后半部分、“他人妻逃后投诚”条前半部分和卷十三《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转领符牌告导送”条最后部分。另外34个字为卷七卷前目次,此前曾经正文校补,但Инв.No.5590号写本未刊残片,对确定《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卷前目次仍具有重要意义。     

秦始皇陵园“击鼓坪”遗址

2007年初春,原秦陵文管所所长周光声送来两张"卫"字陶文拓片[1](图一,1).2010年9月,我们实地踏察了发现陶文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击鼓坪,位于始皇陵北陈窑村南一座陡峭的山峰,右侧山谷便是著名的大水沟.爬上半山腰,山峦之间突现的平台显然是人为开掘. 已知遗址范围东西两端宽10～12、中间宽27、南北长115米.遗址岩石面东西宽10～17、南北长110米,面积16500平方米.遗址东边疑似踏步.遗址断面发现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及陶器残片.板瓦外饰细绳纹,内为素面,筒瓦外饰细绳纹,内饰麻点纹,属于典型秦瓦(图一,2、3、4).器物残片6块,有口沿残片、有器底残片,内外均素面.周光声拣选的"卫"字陶文与秦始皇陵园飤官遗址发现的卫字陶文戳印特征、文字风格如出一辙.按袁仲一先生考证,"卫字陶文当为制陶工匠的姓氏"[2].此遗址无疑属于秦代建筑遗址,应是陵园工程的一部分.     

好好活着

阿文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是我同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学校是一个水泥厂中学,规模不大学生不多,大家都很熟。我至今还依稀记得阿文第一天到我们班上课的情形,老师介绍说他在原来的学校学习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后来看到他的字,的确很     

复辟失败后的张勋

复辟失败以后,张勋搬到了北京方家胡同的一所住宅(据说那所房子原是清朝太监小德张的寓所)去居住。同年年底,我曾到那里去看了张勋一次。那天到他家里去会他的人很多,傍晚张勋准备了一席酒饭,留几个比较熟识的客人在他家里吃饭。那时张勋仍旧梳着大辫子,只是较我在徐州看到他的时候更加苍白了一些,精神也大不如前了。当晚张勋喝了许多酒,酒饭之间他谈起了复辟之役的事情时,曾谈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他诙谐地说:“康广厦(即康有为之字,号称长素)助我,梁卓如(梁启超之号,别署任公)讨我,这不能说是青出于蓝吧(按:梁启超为康有为的学生)。”张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