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引《诗》考论

先秦典籍中存有大量称引《诗经》语句的材料,可用以考察时世之变迁与士风民俗之流传,对于研讨先秦学术的渊源发展状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民国时期,胡朴安《诗经学》一书,即专列一章名为“春秋时之赋诗及群籍之引诗”,对这些材料重视有加。群籍之中,《左传》引《诗》数量居一时之冠,计有一百八十条,或以论人,或以论事,或引《诗》申义,或引《诗》证言,使用颇为广泛。     

从对《国语》《左传》异文的注释看韦昭、杜预之疏失

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国语》和《左传》的完整注释,在《国语》和《左传》研究以及古籍注释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针对《国语》《左传》两书中相同史实的记载,韦、杜二氏的注释既有相同或微殊之处,也有迥别之处.通过韦昭、杜预对两书部分异文注释的比较看出韦杜二注各有疏误之处,二者多可互证疏...     

《左传》、《国语》与汉四家诗

汉齐、鲁、韩、毛四家诗与《左传》、《国语》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用《诗》与四家诗之比较,更进一步探究春秋《诗》学（含部分战国内容）与汉代《诗》学的某些关系。一、四家诗与《左传》、《国语》发生联系的背景经秦焚书坑儒,《诗》学发展严重受阻。至汉拨乱,《诗》学逐渐返正。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诗》学的恢复是艰难而缓慢的。刘欧《移太常博士书》云：“汉兴,……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时,乃除挟书之律。……至孝文皇帝,…··叫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至孝武皇帝,然…     

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佚文考

清初硕学朱彝尊(1629-1709)《曝书亭集》卷44《桂林风土记跋》说该书“虽非足本,中载张固、卢顺之、张丛、元晦、路单、韦瓘、欧阳膑、李渤诸人诗。采唐音者均未著于录,洽闻之君子亟当发其幽光也”。清代敕修《四库全书总目》卷70《史部&;#183;地理类三》录《桂林风土记》,继朱说曰：“今观诸诗外,尚有杨尚书、陆宏休二首,亦唐代轶篇,为他书之所未载。     

古文献考辨三题

《论语·尧曰》中的"历数"实指历法而言,顾颉刚据汉宋学者以"历数"为帝王历运之义的解说以证《尧曰》为邹衍之后的作品是不能成立的;将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诗无隐志"的说法与《左传》《国语》等文献的相关说法结合起来看,可知春秋时《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说法已然流行,并非出于战国中后期;《尚书·皋陶谟》中的"五辰"应为"三辰"的误写,故不能做为《皋陶谟》有取于阴阳家思想而为伪古书之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论略

学界一般认为马王堆帛书本《春秋事语》与《左传》接近。然种种迹象表明,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编撰主旨和撰构手法不惟形似,亦具有神似之处。帛书本《春秋事语》极有可能是古本《国语》的一种选本。这样的推断,除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以外,还有史学史上的案例可以参考;其他出土材料的发现也为此提供了旁证。考察这一问题,对重新认识作为一种体裁的"语"及其流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周诗人芮良夫与他的《桑柔》

一、《桑柔》的作者《毛诗序》曰：“《桑柔》,芮伯刺厉王也”郑玄《笺》：“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左传·文公元年》记秦穆公在崤之役时（前627,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对秦大夫及左右说：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娄。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件我悻。”是贪故也,孤之谓矣……所引之诗,正是《桑柔》第十三章之六句。又《书序·疏》引《世本》：“芮,姬姓。厉王时芮伯,岗良夫也。”三说相合。《左传）。《世本）皆光秦古书,则芮良夫为《桑柔》作者。然而,论《诗经》中作者可考…     

《诗经·君子偕老》辨义

《郦风．君子偕老》一诗,古今各家解《诗》大多以为是讽刺卫君夫人宣姜之作。究之,其根据有二：一是毛《序》：“《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二是本诗首章末二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解谓此二句指斥宣姜德行不善。     

荀子与《诗》学刍议

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六经”的传承,有着卓越的贡献。自清代汪中肯定荀子于“六经”之贡献以来,有许多学者对荀子与《诗》学的关系,多持怀疑态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郭店楚简等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我们由荀子与《诗》的传流,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关于《诗》的称、引情况,《荀子》一书引《诗》、论《诗》的特点和影响三方面出发,可以知道荀子与《诗》学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诗》学的传承是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的。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