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

本文选择章太炎经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春秋》《左传》研究进行论述。章氏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基本上以论述《春秋》《左传》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 ,以批驳公羊学派的《左传》作伪说为皈依。他从史学角度论证《春秋》为经史一体 ,《左传》信而可考 ,论证《春秋》三传的关系 ,论证《春秋》《左传》笔法、体例、行文的不同之处等 ,从论据到论点均有精彩、可取之处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献疑

杨伯峻先生在广泛征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左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解读,这使《春秋左传注》在《左传》的注释上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后人研究、阅读《左传》提供了便利。但全文仍偶有可商、可补之处。学者对于《春秋左传注》的商榷多关注于疑难字词,却忽略了《春秋左传注》在某些常见词的释义上存在的问题。借助于语法知识、古书行文、古人注释等,我们对其中的部分词进行了重新解读。希望有助于《左传》的研究。     

《春秋左传注》语词札记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合并经传而为笺注,征引淹博,考辨缜密精当,胜义层见迭出。在校勘和注释中,作者探赜索隐,多发前人之未审,成就很高,堪称当今《春秋左传》研究之巨擘。《左传》之为经典,古来研治者众矣,而歧说悬疑益多矣,《春秋左传注》犹不免白圭之玷...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二重证据法的几处误用

自"二重证据法"提出以来,将考古发现运用于《左传》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趋势所在。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左传》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大量采用运用二重证据法来疏证《左传》是该书的一个特点,但其中间有不当或谬误之处。本文仍从新近考古发现入手,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5处误用二重证据法的地方进行补正。     

《春秋左传注》释义商榷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研究《左传》的重要著作。但此书在词语的释义上有些内容仍值得商榷。现借助于语法、《左传》的行文、古注等内容对此书中的7处释义可商处提出新的见解,希望有助于《左传》的释义与研究。     

《春秋左传注》勘误一则

<正>《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时,"驹伯"之称首见于史册。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认为这个"驹伯"是郤克之子郤锜的名号,"杜注以驹伯即郤克,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读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记

余杭章炳麟尤长於左学,着有《春秋左传读》,实乃近代《左传》学中举足轻重的经疏。章氏能推陈出新,如《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前人不释,章氏列举《诗经》、《庄子》之例,指“将”、“逆”往往对举,释为“护送”,其言合理。但又因章氏勇於立说,故书中亦有不周之处,如《庄公十四年》“入又不念寡人”,“念”义本平常,章氏读作“埝”,引《方言》“埝,下也”,再释为“降”,即“不降寡人”。此实舍易求难,求诸过深。本文就《春秋左传读》一书的优点与不足,举隅探析,以明梗概。     

《春秋左传注》勘误四则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大醇小疵,本文谨就该书桓公二年、闵公二年、文公十八年以及 宣公四年的相关注文提出不同见解。     

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

“三体五例”问题是《左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牵涉到对《左传》中解经文字怎样理解。当代青年读《左传》往往被其迷惑。古今学人虽然对《左传》义例多有批评 ,但又缺乏系统论述。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所谓“三体”,既不出自周公 ,也不出自孔子 ,而是《左传》作者所总结的《春秋》书法原则。至于“五例”,本为汉代左氏学者赞美《春秋》的文字 ,后被窜入到《左传》原文中。依“三体五例”去解《春秋》大义 ,则不可信据     

从《左传》释《春秋》用语看“春秋笔法”的性质

“春秋笔法”,本即春秋时代鲁国史官记载鲁史(《春秋》)的遣词用字之法,自古以来便是“曲折”、“褒贬”的代名词,似乎古代史官记史偏好“弯弯绕”。但深入考察“传”《春秋》的《左传》关于《春秋》用语的阐释,却可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这种“春秋笔法”,其实早已变味。     

敦煌残卷本《春秋左传正义》的学术价值

敦煌文献P.3634+P.3635《春秋正义》为现存最早的《左传》单疏抄本。由于其抄写时间与孔颖达《春秋正义》的成书时代非常接近,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保存了书本的原貌,通过与它本的比勘可纠正传世《左传》文献及前人校勘之失,在版本学、校勘学方面非常有价值。此外,敦煌残卷本《左传》还保留了当时敦煌地区流行使用的大量俗字,对于文字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左传译文》求疵

《左传译文》求疵郝继东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是阅读《春秋左传》的一部极好的参考书。此书博大精宏,涉及经史子集、天文历算,征引极丰（约４００余种）考证详尽,为今人所仰慕推崇。沈玉成的《左传译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２月１版,下称《译文》）是和杨先生之...     

试论杜预的“《左传》癖”

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写成了《春秋左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著作。其实 ,杜预读《左传》成癖 ,主要原因是《左传》以礼治国、从政务实、重视武备、注重休养生息和法制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传》作者兼有儒、法、兵家思想 ,但以儒家思想为主 ,杜预也是如此。他为《左传》作注 ,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即“立言”和“立功”的统一     

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的编纂

通过《系年》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左传》的编纂者对所据史料应当运用了如下两种编纂方式:在组织层面,重组材料,随经隶事,比年排列,通过割裂、整合等方式将史料重组以安排到《春秋》的叙事框架中去;在文本层面,援经造传,根据《春秋》经文内容与规则对原始材料进行补充、改造,模仿《春秋》经文,以追求与《春秋》价值观的同一。如果对《系年》各章与《左传》之间文本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整体的单线的承继关系。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在《左传》与《系年》文本形成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应流传有大量的、不见于今日的历史记述。《左传》与《系年》文本的形成正是这些历史记述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流转的结果,同时它们文本本身也可能成为了传播链上的一环。因此,《左传》与《系年》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今天的"资源共享"。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六则

<正>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为注《左传》经典之著。然而宏篇伟帙,难免有疏漏、舛误,《注》中涉礼之文,尚有商榷之处。一桓公五年《传》:"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杨先生《注》云:"雩,祈雨之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页)《说文》云:"雩,以祈甘雨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1012页)杨先生释雩为祈雨之祭,不误,但不确切。确切地讲,此雩为祈谷礼,亦是郊天之礼。"龙见而雩"者,杜注云:"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建巳之月为夏四月,即今农历四月,此时阳气上达于地,农作物正生长旺盛之时,需甘霖滋润。     

论《左传》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的地位

论《左传》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的地位王志平吴敏霞《左传》,即《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传为春秋末鲁国人左丘明为解释《春秋》所做的经传。《左传》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现存较完整的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史籍;它与《谷梁传...     

明代《左传》学概述

明人之《左传》著作甚多,所涉内容广泛,但至今未引起学人之重视。经学方面,明人对《春秋》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有探讨,而其人对《左传》之注解,特别是对杜预注之驳正,对清儒有一定影响。史学方面,则因《左传》所载之事错见别出,颇难寻其端委,故多致力于史体之改编,以便人之观览。子学方面,则将《左传》所载战伐之事分类整理,而成左氏兵法。文学方面,则致力于《左传》文法之细致分析,对于今人之解读与欣赏《左传》,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论《左传》的政治思想倾向

传统的观点把《左传》看作儒家经典,说是儒家学派的政治教科书,《左传》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但过去有人从经学角度考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或说“左氏不祖孔子”,攻讦《左传》不附合经意,两汉今文经家即力主此说。近人有认为“《左传》作者固兼有儒法兵三家思想”的。此外,称《左传》是兵书的亦有人在。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左传》思想不是正统的孔孟学派,而更多地倾向于荀子学派,兼容了法、兵家的某些思想成分。如果摒弃今文经家的偏见,对“左氏不传春秋”的内容极易理解。因为,《左传》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它的政治思想倾向正反映了战国前期魏霸鼎盛、王者未兴的时代特征,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适应变动了的潮流,承认现实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