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续）

如何看待康有为的历史地位 时间是最好的法官。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尸,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刻。1970年代起,台湾学者黄彰建率先指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事后改纂的“伪作”;1980年2月,孔祥吉撰文指出：“整个看来,《奏稿》所辑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之奏折二十篇,进呈编书序五篇     

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近年在故宮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在这两部著作里,作者希望皇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上清帝第五书》),用按语的形式提供各种变法维新的建议。对于《日本变政考》,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一本最为重要的指导     

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戊戌变法怎样评价,不断有文章进行讨论。胡绳同志的近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有关的论述,和故宫康有为一批条陈、论著原本的发现,证明《戊戌奏稿》有重要篡改作伪,给这个讨论带来了新的动力。故宫新发现的康有为条陈、论著内容,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     

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

康有为戊戌奏议,因西太后发动政变时被抄没,多所散佚。宣统三年,经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搜辑抄存,得奏稿二十篇(其中一篇为康有为代他人所草),存目十三篇,并将进呈编书序文五篇附之于后,刊行出版,名目《戊戌奏稿》。一九五三年,中国史学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     

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邝兆江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一般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论者甚至如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所说一样,将康比于宋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将戊...     

戊戌变法中的光绪皇帝和康有为

近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有为戊戌真奏稿的发现,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出现了崭新的动向,过去为人们称颂的戊戌“光泽”,的确为之“黯然失色”。在这些新的议论中,主要集中在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评价上:第一,光     

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

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009年1月,杨天石则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     

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影响和地位究竟如何,多年以来颇有争议。邝兆江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发表《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一文,质疑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作者则认为,康之变法思想水平,远迈时人;康氏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得到光绪帝重视和信任,得以通过上书言事,影响光绪帝和新政的推行;康党曾经预谋“杀禄围园”、伺机擒杀慈禧太后,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及政变,关系重大,应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新见杨深秀佚文三篇

清末山西著名的学者,戊戌六君子之一者杨深秀,由于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历来为中国近代史及三晋地方史研究者所重视。但他存世诗文只有《雪虚声堂诗钞》三卷及《杨漪村侍御奏稿》一卷。其中《雪虚声堂诗钞》是光绪八年以前所作,奏稿也只收四篇,俱为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年之作。其它所作俱不见流传。武育元《雪虚声堂诗钞序》中云:“君顾欿然不熹,随手零落,录存者才寸余”。《戊戌六君子遗集》之编辑张元济先生在是书序中谈及编辑杨深秀遗作之经过时说:“漪村之诗,则止于壬午以前。书衡求后集於其嗣,亦不可得也”。可见杨深秀的诗文在当时就保…     

康有为、梁启超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读宋伯鲁《焚余草》札记北大核心CSSCI

自从黄彰健先生睿智地指出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之后,追寻康有为的戊戌真奏议,成了学者们值得花死功夫的事情。又经孔祥吉先生的出色工作,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寻找奏折之原件,似可大体告一段落。然而,如何继续搜集其余,也成了学者们的心中之疑。     

论《杰士上书汇录》所载康有为上光绪第六书第七书曾经光绪改易,并论康上光绪第五书确由总署递上

（一）康有为上光绪第六书,在康《戊戌奏稿》中名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个折子最早见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光绪向用康始末障。我因该折所载康建议,与戊戌五月十四日庆亲王奕动（遵旨妥议折）所载康建议不合,遂判断《戊戌奏稿》及《戊戌政变记》所载该折系政变后为了攻击旧党及需叙述（光绪向用康始末）而伪作。我送进一步考证康《戊戌奏稿》,发现《戊戌奉稿》所载奏折二十篇及进呈编书序五篇,其中仅（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及（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序）刊布于戊戌政变前,真实可信,其余二十三篇都是假的①。由于康奏折原件可能…     

康有为、梁启超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读宋伯鲁《焚余草》札记

自从黄彰健先生睿智地指出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之后,追寻康有为的戊戌真奏议,成了学者们值得花死功夫的事情。又经孔祥吉先生的出色工作,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寻找奏折之原件,似可大体告一段落。然而,如何继续搜集其余,也成了学者们的心中之疑。     

首请毁禁《新学伪经考》者非安维峻

最近出版的汤志钧同志的《戊戌变法史》中提到“最初提出毁禁《新学伪经考》的是安维峻”。书中引用奏片的大部,说明安维峻以纲常名教为己任,视“六经如日月经天”,称清王朝“重道尊经”,斥康有为“力翻成案”,是“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并     

康有为与他的悖论

康有为是一个名字系于伟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人物。这个事件即戊戌变法。评价戊戌变法也就等于评价了康有为。现在已鲜有不仰视戊戌变法者,康有为自然也就成为举世推尊的贤哲。虽然变法未竞全功,建立“一姓王朝”的宏图赉志而没,然其精神已人人心,其影响已达黔首。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例如: “1891年在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影响之下,(康有为)著成《新学伪经考》一书”。(赵靖:《康有为的经济思想》,1962年《北京经济研究》第5期)     

《汪穰卿师友手札》中关于强学会的史料

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发起的政治团体,是在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成立的。有关这方面史料,过去主要根据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氵苙)北京大学堂欢迎会演说辞》、《三十自述》等。康、梁的这些著作都是事后追忆,不但资料零星,记述有误,并且迥护矛盾,掩饰真相,以致有些问題,稽索不易。《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以下简称《手札》)存有当年人物信札,为研究戊戌变法史提供了许多原始素材。     

“岑仲勉著作集”出版

作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 1 886—1 96 1 )一生著述颇丰,在隋唐史、民族史、历史地理、先秦史等方面造诣很深,为了保存和集中展示岑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华书局最近推出了“岑仲勉著作集”,几乎囊括岑氏全部已刊和未刊论著(含论文、札记)。收入著作集中最早的专著是1 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佛游天竺记考释》。《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收有几篇未刊稿,弥足珍贵,书后并附有“岑仲勉著作集”中全部论文和札记的索引。“岑仲勉著作集”目录:1 《两周文史论丛》(外一种:《西周社会制度问题》) ,2 《隋书求是》,3 《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

长期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之中,种种问题,争鸣甚多。唯独于其中“公车上书”一节,殊少异议,呈现这种局面,主要因为已有“成论”。此种“成论”,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 以为“公车上书”者,即是“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或至少由康氏领导此大联署、大上书。 (二) 因而认为“公车上书”运动,“是由维新派领导发动的”,而“维新派”即康(有为)党也。 (三) 因而认为康氏《上清帝第二书》即为该运动之纲领文献;而该《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