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督制：魏晋内乱的祸源

正都督最初是监督军队的临时之职,东汉光武帝时因为战争频繁,军队出征时暂时设置督军御史以监督诸军,这就是都督制最早的起源。一东汉王朝是在地主豪强的辅助之下建立的,因此汉光武帝等东汉皇帝都不敢对地方豪强采取过于强烈的打击政策,致使东汉时期地主豪强势力极度膨胀,甚至可以直接对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地方军权为私人所用,东汉削减了郡国的国家军力。结果,地方基层的社会秩序,     

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

太学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曹魏、西晋时期的“国立大学”——太学,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乃至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见的。通过对其考察,可以看出,洛阳太学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具有严谨的学风,浓厚的学术风气,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人才,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

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高敏一、引论西汉时期的军队，由中央军与地方军两部分组成。所谓中央军，在汉代谓之“南军”与“北军”（魏晋时期谓之中军），即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统辖和指挥的军队，其主要任务是宿卫京师，边境有事，则命将率之以御敌寇。所谓地方军，...     

从王莽到东汉 再说“货币”一词

正我曾经写过《中国"货币"一词的初史》,刊登于《中国钱币》2016年第五期。主要观点是:中国古代属于货币性质的名称很多,如币、货、金、银、珠、玉、钱、刀、龟、贝、泉……等等。"货币"也是名称之一,不过出现的时间比较迟,不是在先秦。《汉书·食货志(上)》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     

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

关于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名称及相关称谓等问题 ,最近史学界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诸如“使用九品中正制的概念是一失误说”、“官品与资品统一说”、“乡品与乡论无关说”、“中正品第的获得为多渠道说”等等。本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辨析 ,并提出不同意见 :1 陈群创立的选官制度 ,其最初的名称既不叫“九品官人法” ,也不叫“九品中正制” ,而是称作“九品之制”或简称为“九品”。由“九品之制”到“九品中正制” ,其间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2 官品制度是以区分官员职位高卑为主要特征的官职等级制度 ,而不是一种虚拟的和为人才品级需要所设置的品级制度。官品是对官职等级的区分 ,中正品第是对人才等级的区分。“官品”与“中正品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其间不存在所谓的“一致性”或“统一性”。 3 把中正品第称为“乡品” ,盖取中正主持乡论清议 ,并据以评次人才 ,铨定九品之意。乡品的获得并非是多渠道的 ,而是唯有中正评定一途。     

从丞相到三省制的变迁

中国自秦以来,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组成一个完备的官僚机构,执行地主阶级的意志,这就是封建的政治制度。历代皇朝即或有所损益,它的变化是不大的。谭嗣同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就是说,中国地主阶级的政权,虽有朝代的更迭,但是政治制度的变化却是不大的。这个制度所要体现的是中央集权和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是历代皇朝的共同要求。皇帝和官僚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构成了统治阶级,对谁专制呢?自然是对老百姓专制,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所以专制主义是对老百姓说的。中央集权则不然,它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说的,它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关系上,也表现在皇帝对百官的关系上。这就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精神所在。在处理皇帝与百官的关系上,尤其是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上,如何维护皇权至上,确保一姓统治的措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     

从“抗黎”到“拒张”:北洋督军与“宣战案”政潮

1917年,北洋督军在“宣战案”政潮中前后活动的重心出现由“对抗中央”到“拒止张勋”的转向,这与张勋对督军的蒙蔽、算计及段祺瑞的时局主张有关.在此过程中,督军之于复辟也由认可转变为拒止.若横向考察督军内部的派别倾向,则知除段、冯两派外,还有若干“中间督军”,他们在政潮中的步调差异折射出北洋团体松散、疏离的趋向.回顾以往史著,多将种种阴谋加诸各督与段祺瑞,但在实际情形中,形势与人心往往令当局者有所瞻顾,单从阴谋角度解读,未必符合实际.     

从出土文物中看东汉黄巾起义

在我国封建社会内,由于统治者的殘酷压迫和剥前,有压迫就有反抗。自从陈胜吴广在秦末农民群众发生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来,在西汉统治二百年之间,以迄到东汉,农民的暴动与汉代王朝相终始,是继续不绝的。如今由我近年所看到出土文物中,从实物的例子,略谈东汉的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东汉的建立,自从汉光武帝刘秀到汉安帝刘祜的初年(公元55—107年)也不过五     

从列宁的低收入到斯大林的高薪制

列宁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他本人身体力行,在执政期间,大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 对斯大林来说,从1950年代初开始,工资是多是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再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他早已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了!     

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

"丁中制"起源之初,不仅以赋役征派对象的身高、年龄、健康状况等自然身份作为依据,而且受到社会身份爵位的影响。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对编户民年龄的掌握,二十等爵制的废弛,年龄逐渐成为赋役征派的主要依据。秦汉早期"丁中制"在简牍户籍中表现为户籍身份与赋役注记的结合,户籍身份"小"、"大"等与赋役征派只是大致对应而未重合,户籍身份本身并不意味着赋役义务。三国时期,实际赋役征派急剧变动,形成中的年龄分层与轻重赋役义务相结合,催生了丁中身份,为西晋创设丁中老小之制提供了条件。     

从总务制到次长制--论伪满洲国政治体制的傀儡性

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实行“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统治方式,以达到严密控制伪满政权的目的,通过总务制把伪满政府完全变成了傀儡。伪满洲国政权的行政运作,就是通过总务厅、次长制来实现的。在日本政府的殖民侵略下,经关东军司令官到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总务长官到各部总务司长（次长）,各部总务司长（次长）到各省总务厅长（省次长）,由省总务厅长（省次长）再到各县参事官（副县长）,形成由上至下的殖民统治体系。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滇东汉村保甲制探析

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边陲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滇东汉村作为汉族村落的代表,成为政府压榨和剥削农民的工具。     

东汉灾异的早期记录——从原始史料到伏侯《古今注》

东汉一代有着较为完备的灾异记录制度,这包括灵台的天象观察、郡国的灾异上报、刺史采取灾异以及特使查访灾害,最后由太史令"掌记之",从而形成了原始的灾异史料。这些灾异史料随即为东汉的"注记"与"起居注"所采用,成为官方史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伏侯利用其与修《东观汉记》的便利,即仿照官方之"注记",撰成《古今注》一书。该书之记事,以灾异、祥瑞为其大宗,虽不曾为《续汉书·五行志》所采用,却是了解东汉官方灾异史料的重要参考。     

从俯瞰到近观:六朝贵族制研究省思

<正>六朝贵族制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可谓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相关学术史回顾不胜枚举。中文学界很少使用"贵族"一词,一般采取"门阀"或"士族"等概念。不过,求同存异的话,中日学界对六朝贵族(士族)内核的把握仍有些一致之处,即强调此群体相对皇帝权力的独立性、在官位继承上的世袭性,他们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统治(支配)阶层。如果将这一结论转化为提问,核心问题是:六朝时代的权力如何进行再生产,是否可以疏离皇帝而依靠血缘(或其他方式)代际传递?当然,对     

从漆画到铜雕──东汉“马踏飞燕”铜雕艺术构思的渊源

马在古代战争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神骏"一词的代名词,因此古往今来,爱马之人多若繁星,从帝王将相到艺术家,甚至普通平民,莫不对其宠爱有加。而汉代及唐朝正是两个将马爱得如痴如醉的朝代。汉代的郊祀歌中便有颂扬天马的章句,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更是将爱马的狂热表现得淋漓尽致。唯其如此,汉唐两代对于马的艺术刻划也是神形兼备,曲尽其妙。先说唐代,这是一个画马名家辈出的时代,从唐初的江都王绪,到稍后的曹霸,再到韩干,代有才人,各领风骚数十年。其中尤其是韩干,因其传世作品《照夜白图》构图洗练…     

从“司马主天”到“太尉掌兵事”:东汉太尉渊源考

《续汉书·百官志》太尉条存在脱文。复原后,东汉三公制呈现为太尉掌兵事、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的三分结构。这种结构显示的是三公在现实政务层面的分工。西汉后期的今文家说秉持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的三公分职说,主要指三公分别对应某一方面的宇宙秩序及相关灾异,而非政务分工。成哀时期的三公制建设运动在受到三公分职说影响的同时,其制度实践和理念内涵与古文家说也有相通之处。这一时期尚看不到三公分担外朝政务的迹象。从王莽辅政时期到新莽王朝,随着内辅位置为新设的四辅占据,原来的三公被外朝化,开始分担具体政务。但大司马转向主兵之任,是在地皇年间形势危急时出现的临时措置。大司马的这一转变为其后的更始政权所继承,并进而影响到了刘秀集团创业期的大司马。东汉太尉掌兵事的历史脉络来自于以上过程。     

从儒家传统精神到道家多元精神——论东汉豪族精神世界的演变

东汉豪族的精神世界,是由儒家传统精神和道家多元精神共同构成的。在东汉中前期,影响豪族思想的主要是以道自任、肩挑大义的儒家传统精神,到了东汉后期,主荒政谬,豪族的儒家传统精神遭到强烈冲击,个体意识开始逐步觉醒,具有了多元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向。这一时期豪族的信仰主要是尊崇自我价值和崇尚个性自由的道家多元精神。儒家传统精神和道家多元精神此消彼长,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东汉豪族的精神世界。     

从画像砖看河西魏晋社会生活

河西魏晋画像砖墓的研究始于1944年对敦煌佛爷庙湾画像砖墓发掘。其后直到1972年嘉峪关新城乡画像砖墓的发现,这一研究才重新受到关注。     

从秦咸阳到汉长安的城制重叠(上)

人们一说到"秦都咸阳",在头脑里一定浮现的是渭河北岸那一块狭小的区域。在绘制西安古迹地图册时,同样把它标在了河北。然后再以包围在唐长城遗址上的明清     

从惠来出土的东汉铜鼓说开去

1982年夏,在惠来县神泉镇沃角村一处叫“港仔”的海滩发现了东汉铜鼓。出土时铜鼓仅存鼓面和高11厘米的部分胴部。铜鼓鼓面完整,上面有鹭鸟、羽人纹。鼓面直径11厘米,在唇边边缘有蹲蛙4只,其中1只残破,均逆时针排列(引自《惠来概况》)。据有关部门鉴证,确认为东汉时期铜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