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一乡”交互视角下附郭县的历史审视——以《邗江县志（1988-2000）》为样本的附郭县政区志分析

附郭县是中国历史上县级建制的一种特殊形态,专指没有独立县城而将治所附设在府城、州城的一种行政区形态。在当代,附郭县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与中心城市的市县同城而治。由于没有独立的县城,附郭县往往不承担普通县城的相关功能,它与所附治的中心城市的关系表现为比较明确的城乡分工,同时又与中心城市在若干方面呈现为“你中又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状态。     

明代同城实土卫所的区划

明代的边疆实土卫所是近似州县的行政区划单位。寄治同城的实土卫所,是像内地大府的双附郭县那样分区划界,还是因陋就简并为一区,尚无明论。本文以实土卫所的屯田分布状况为主要指标,以驿递分布、防区形态、城区分野为辅助指标,分析了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州、建昌等地同城卫所的区划状况。本文结论是:明代同城实土卫所中,只有宁夏、甘州的屯田,辽阳、宣府的防区,以及各卫在城内的分野,略具分区色彩。它们没有形成以城中衙署为支点向城外展开的扇形分区,也没有形成各类分区大体一致的连片地带。各卫既没有像双附郭县或其他实土卫所那样明确划分政区,又非彻底混杂,而是介于两种极端状况之间,平等分享或主客共享同一个总辖区。     

唐番禺县治所考

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的细致考证,认为原为南海郡附郭县的番禺县在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曾被省并,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又在广州重置番禺县,但唐代新的番禺县治已南迁至今广州海珠区珠江南岸一带,故而已不是广州的附郭县,并指出唐代广州地区行政建置的相关调整,大致是为了适应广州城以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江南洲的经济开发与行政管理的需要。     

清末民初广州行政制度变迁与独立行政主体的形成

近代治所城市在管治形态上的转型,不仅在横向层面体现为从"城乡合治"到"城乡分治"的演变,还在纵向层面体现为城市本身脱离既有行政序列,进而成为具有独立行政区域的行政主体的过程。广州作为近代首个具有独立行政建制意义的城市,其成为"广州市"的过程包含从晚清开始的超越南海、番禺两县合治,直属省级政府,又从省级各机构中独立出来等一系列的变动,其中涉及新旧制度的勾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资源的博弈、权限的分割等多个方面。同时,也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变动中一个整合度较高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与新型管治方式的确立。从较长时段看,这是制度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

士作为知识与智能的承载者,其治生类型大致可概括为本业治生与异业治生两种。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主要包括耕读传家、医卜杂艺、工贾自食三种方式。由于本业治生途径的狭窄、收益低下与不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形成了"重异轻本"的治生理念。这一理念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渐趋深化,并呈现出由重"耕"向重"贾"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促动了其社会人格的相对独立。但与此同时,也加深了士人对异业治生的依赖程度,导致其经济人格的渐趋软弱与社会人格独立的相对有限,并成为影响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     

福建汀州城市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

汀州初置于唐中期,设治初期治所曾屡有变动,至大历十四年(779年)以后稳定在今长汀县城关镇。唐代汀州城已建有子城、罗城双重城郭,而长汀县治则居于汀州城外;至宋代,城外街区又得到长足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明中期,先于汀州府城郭南垣外另筑新城,作为长汀县城,复拆除二城间城垣,将府、县城合而为一。在汀州城市发展及形态演变历程中,军事政治控制与商业发展需求交替发挥着主导作用。     

"左脚舞"的故乡——牟定

初识"左脚舞" 汽车一转弯,整个牟定县城尽收眼底.城很小,人口不多,没有车水马龙,没有汽车尾气,没有大城市的甚嚣尘上,显得祥和宁静.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再探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自雍正年间提出,至乾隆十二年后大体厘定。但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仍然发生了高达124次的缺分等第调整,其中又以中、简缺升为最要、要缺为主,迫使清廷于乾隆四十三年出台了繁简互换的规定并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仍有一些例外。自此直至道光朝仍有相当数量的缺分调整,咸丰、同治两朝改缺甚少,到了光绪末、宣统之际再度升温。各省内缺分分布存在反“中心—边缘”,“中心—边缘”双中心,沿河、沿海、交通线的线状分布,贴近经济中心等诸多模式。以1911年为例,附郭县的缺分等第整体上在府内占据优势地位,但仍有48个府存在附郭县缺分等第低于府内其他厅州县的情况。州县缺分与优瘠缺的关系亦非一一对应,湖南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城镇发展朝夕变 多彩天柱更妖娆

正"几年前联山村这一片区还是一片荒芜的农村,现在这里的城市建设,每一天都在奋进和创造奇迹。"一位在外地工作多年的天柱人清明节回乡省亲深有感触地说。如今的天柱,40米宽城市主干道——金凤大道将县城和邦洞镇连为一体,县城路网"四纵四横"、环城南路朗江路形成新环城路,县城高层建筑拨地而起、商贸物流发展迅猛。"十二五"时期,是天柱县城市建设投入最大、城乡面貌变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五年,是天柱县中心城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城市化水平加速提升的五年,也是天柱县     

"息"方国族氏考

甲骨卜辞就有"息"字,殷周金文也有不少与"息"相关的资料.周代息国是姬姓贵族袭居商代息国故地而得名.周代息地在今息县城西南十里青龙寺附近,"息"、"鄎"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     

贵阳的城在众山温暖的怀抱里

<正>贵阳位于贵州中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北狭长,东西较短,四周皆山,是一座在山间盆地中发展起来的城市,贵阳著名的山有黔灵山、扶风山、东山、相宝山等。贵阳四周群山环抱,旧有"五虎三狮一凤凰"之说。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五虎山在治城周遭,山形如虎者五,故名。""狮子山有三:一在治城东里许,昂首扬吻,形态宛然;一在治城西里许;一在治城南三里,形似尤切。""凤凰山在治城南五里,山形如凤舒翼。"现贵阳市计划将城区108座山头建成开放式市民公园。     

关于宁波古代城市发展中的"小溪"问题

"小溪"问题是研究宁波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关键所在.根据部分方志记载,宋时小溪镇曾经设有句章、鄞州、鄮县、明州等多座州、县治所.然而,从唐代以前史料、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三个层面分析,该地历史上并未设置过任何县级以上的治所,东晋末年迁移后的句章县治(包括隋代开皇九年即589年并句章、鄞、鄮、余姚四县为一县的句章县治)和唐代武德四年设立的鄞州州治、武德八年设立的鄮县县治、开元二十六年设立的明州州治应该都在今天的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与"小溪"之地没有任何关涉.     

"全球史"概念的历史演进

"全球史"概念是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产物.古希腊人的Ecumene概念和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世界史"、以人类主要文明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形态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当代"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推动了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性问题成为新全球史学者关注的对象.但无论如何,全球史仍然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全球史观只是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而已.     

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

在与世俗权力纠葛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往往呈现为两种文本的信仰表达形式。显在的信仰文本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仰表达,除了呈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地方信仰的实践本身也是村落的"人格"在信仰世界中的具象表征。相比之下,民间信仰实践的隐藏文本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性的信仰表达,在性质上是对地方社会传统信仰结构的延续。实践中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性与信仰的意志性相形而生的概念,地方信仰的"真实"并不是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建构形态,而是一种脱离于权力意志和具有独立运作逻辑的精神世界。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探索

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探索,从时间上说开始于大革命失败后,土地革命时期;1927至1928年间,党的一些卓越领导人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已做了初步的探索,但既不系统,也不全面,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中心论"的阴影;而毛泽东同志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以这一思想指导革命实践,最终取得了胜利.     

法藏敦煌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重文研究——敦煌本与《索隐》本、景祐本《史记》传承关系考略

敦煌初唐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之附篇前、后,有两大段包括两个相同的"太史公曰"在内的重复之文,又,附篇增衍"曹叔振铎世家"一题.敦煌本此卷这两处重大文字错误,乃因附篇拼补入卷所造成.敦煌本《管蔡世家》中误重之文和增衍的附篇之题,后为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北宋景祐本《史记》相继沿存下来,而又有所变易.初唐盛唐至北宋这三个重要阶段有代表性的《史记》传本文本之同异,既显示出《史记》夹注本之传承有绪,又反映该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     

突地稽"举部落"内附不当简为"举落"内附

隋时,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其厥稽部渠长突地稽率粟末八部胜兵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内附.然近世史家述此或有称"举落"而不云"举部落"者.如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云:"隋开皇中,其酋帅突地稽与高丽战,不胜,乃率八部胜兵千余人,自扶余城西北举落内附."     

壬辰战争初期朝鲜国王内附问题考议

壬辰战争爆发后,朝鲜迅速溃败,国王决定"北渡"内附,并采取对内命世子权摄国事及设立分朝,对外向明请援等措施为内附做准备。明朝同意朝鲜国王有条件地内附。但在此过程中,情况发生一定变化,国王不得已放弃内附。国王的内附虽然没有实现,但其过程的展开仍对朝鲜政局及壬辰战局产生深远影响。梳理朝鲜内附的过程及明朝的应对,一方面可以发现明朝在对外交往中具备清晰的疆界观念,并予以恪守,这与近代殖民体系下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则说明中朝之间宗藩关系的主流之外亦有一种看似亲密,而实则疏远的潜流。     

关于新发现宋建炎元年戚安墓券的重要认识

北宋时期,在陇山之西的葫芦河流域设立了一个重要军事防区——德顺军。德顺军到金代变成德顺州,到元代改为静宁州。自明清以来,关于宋德顺军、金德顺州治城及陇干县城的位置一直存在争议。静宁县城东郊新发现的宋建炎元年(1127)戚安墓券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是研究宋德顺军弓箭手和静边寨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为解决这些争议提供了新认识:一是直到北宋末和南宋初以及金代,今静宁县城所在地属静边寨领地,不属于陇干县;二是北宋从未在今静宁县城所在地设立陇干县,德顺军从未徙治城于今静宁县城所在地。新认识彻底否定了元祐八年(1093)设陇干县并迁德顺军城于静宁的假说。在解读该墓券的基础上,本文对陇干县的设立、静边寨的废省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德顺州治在大德八年到至治三年(1304～1323)由位于今隆德县城所在地迁入处于州境中心的静边寨地界即今静宁县城所在地,并营建了新州城,改州名为静宁,这一变革正是"元省"静边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