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日本近代教育：与关松林同志商榷

关松林同志的《试论日本近代教育改革成功之动因》一文(载《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对日本近代的教育体制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认为“从明治维新起……随着教育改革的完成,日本的教育实现了向资本主义教育的转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成为日本教育史上的里程碑。”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对此,愿与关松林同志做些商榷。     

《贾樟柯拿什么守护我们的梦想》

我们杂志创刊那年,贾樟柯执导的《世界》公映。在那之前,三十出头的他已经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在国内拥有了一群高端影迷,但官方,他依然只是一个“地下”导演。《世界》带他告别了这个身份。     

《检证·战争责任》读后

一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60周年。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而在日本,发行量占首位的《读卖新闻》做出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举措,成为60周年之际各家媒体中最闪亮的“明星”。2005年6月4日,《读卖新闻》发表了长篇社     

美国《时代周刊》1937—1941年有关日军轰炸南京和大屠杀的报道

1937年10月4日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时代周刊》共刊载了4篇有关日军轰炸南京和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告。1937年10月4日题为“正如宣布的那样”(Asadvertised)的报道,是美国记者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在9月20日宣布要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后星夜兼程赶往南京,亲历轰炸后所写的长篇报道,报道写道:“那些年纪太小、太老、太穷、病得太重或是什么都不懂而没有离开南京的中国人被大批屠杀”;第二篇报道(1937年10月11日)刊登了宋美龄的英文日记摘要,由于其地位特殊,日记读来耐人寻味;接下来的一篇1938年2月14日题为“证人”的报道,引述了当时在南京的《芝加哥日报》远东资深记者斯蒂尔的描述:“一位日本士兵站在不断增大的尸堆上,将步枪子弹倾注在任何还能动弹的尸体上。对日本人来说这也许是战争,对我来说却是谋杀”;最后一篇,时间为1941年12月15日,这时候外界对日本军在南京的暴行了解已经比较全面,报道明确指出:“日军占领并洗劫了南京,犯下了一些现代史上最可怕的暴行——大规模屠杀平民,并强奸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由于《时代周刊》是美国主流媒体,有很高的信誉,上述报道,特别是宋美龄的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旅日杂感

1999年10月,我受国际交流基金关西国际交流中心的邀请,以研究的身份赴日本大阪参加该中心举办的研究日语研修班。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是日本外务省1972年设立的,目的在于加强日本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与交流,推进日语的国际化,和促进海外的日本研究事业。为了贯彻这一宗旨,我们为期九个月的研修期被分成两个阶段,前六个月是学习日语,后三个月是结合自己的专业去各地进行调研活动。     

“中国先生”傅高义带着忧虑走了

2020年12月20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因病去世,享年90岁。在美国,他同时有“日本先生”和“中国先生”之称。1979年,他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高居畅销榜榜首。2011年,他倾10年之力写就的《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称之为“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记录”。     

奥巴马时代的特工

从年龄上看,连姆·尼森当然不是“欧巴”（哥哥）,而是享誉世界影坛的“阿夹西”（大叔）,靠《辛德勒的名单》《迈克尔·科林斯》这类史诗电影奠定地位后,时至今日,大叔的票房号召力与日俱增。独力担纲主演《人狼大战》《飓风营救》这类商业动作片,靠自己“孤胆英雄”式的单打独斗撑起一部电影,说明大叔已经彻底摆脱了旧有的文艺范形象。     

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是该约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款。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起因于撤兵问题,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日方则坚决反对中方的独有派兵权,李鸿章为此反复调整方案。作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本有”之权与“均等”宗旨是中日各自主张的依据,反映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清政府做出“非常之让步”,双方最后迅速达成协议,形成双方权利“均等”的“派兵条款”。该条款是中朝宗藩关系在法理上走向溃决的重要标志,为日本启动武力手段侵朝做了法理上的准备。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试论电影《罗生门》的叙事艺术

日本导演黑泽明拍摄的《罗生门》在1951年闯入了欧洲影展,引起了国际影坛的极大瞩目,其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新颖的叙事结构,正是这个不同往常的叙事结构延迟、阻隔、干扰了对电影内涵的认识,却加深了影片内涵的深刻性,从而使得电影的魅力徒然增强。所以,对于这部电影叙事结构、叙事手法的解读就成为了理解这部电影深刻内涵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1935年的《闲话皇帝》风波

“九一八”事变后,因积极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发表抗日檄文、抨击政府的退让政策,1933年底,《生活》周刊遭政府查禁。1934年2月《新生》创刊,实为前者精神之延续。1935年《新生》周刊因刊载《闲话皇帝》一文,引起日本的严重交涉。国民政府受制于日本淫威,再度查封《新生》周刊,并监禁发行人杜重远。这就是闻名当时的“闲话皇帝”风波,也称“新生”事件。     

俞君英 诱导万能细胞的人

领跑者的竞争 2007年11月20日,俞君英作为第一作者的一篇文章在《科学》杂志电子版上发表,文章宣布,她所在的汤姆森实验室的研究小组把人体皮肤细胞成功改造成了类似胚胎干细胞的新型“万能细胞”。那一年,这个女孩与她的导师汤姆森,以及他们的日本对手山中申弥一起被《时代》选为“年度重要人物”。     

《1973年的弹子球》的孪生性——村上春树小说艺术论之一

《1973年的弹子球》是村上春树的“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问世以来被批评界视为“过渡性”作品予以忽略。本文以作家的写作背景和文本为中心,认为这部作品是日本战后一代的生活经历的凝聚与提炼,从而构成了对形象内心世界的递进式的探索,在主题与艺术手法上均系《且听风吟》的姊妹篇。     

浅析电影《入殓师》的人文情怀

日本电影《入殓师》一改往日日片恐怖暴力的主题,转而另辟蹊径描写年轻入殓师的成长和在工作中人生态度发生的转变,以温馨绵长的抒情性人文情怀打动了观者。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再仅仅是大民族文化和传统的传承,而将视点更多的放在个人与社会的关联、个体情感的诉求与发展、作为社会纽带的家庭关系上。《入殓师》在国际影坛的成功体现了在商业片大行其道的今天,小众艺术片在对人生、对艺术深邃解读中独具匠心的贡献。     

日本的寿司

寿司是一种带菜码的米饭团,是一种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民族料理,它是米饭、鱼、醋巧妙组合的结晶。两千多年前,寿司曾经用中国的汉字“艏”、“鱼乍”表示过,但当时这两个汉字的意思有所不同。“艏”最初出自公元前5至公元前3世纪的《尔雅》字典里,指腌咸的鱼贝、肉类食品,尤其指腌咸的鱼;“鱼乍”最早出现在两千多年前《说文解字》字典里,指把米饭、鱼、盐放在一起,经腌制发酵后,产生一种酸味的鱼,是（熟）寿司的意思。现在日本滋贺县的寿司被称为“鲜”,     

长谷川如是闲的《老子》研究

昭和初期是日本加大学习西方力度的一个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学”也成立在这个时期。其中,《老子》研究尤以引领“中国学”的武内义雄和津田左右吉二人最为著名。被誉为“评论家”的长谷川如是闲虽不能说是一位“中国学”的大家,但他注重对《老子》思想性的研究且颇具特色,与津田左右吉不分伯仲,堪称日本昭和初期《老子》研究的代表。本文就长谷川如是闲“老子论”的研究手法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其具有“outside”和“inside”兼在的双向研究视野剖析他研究《老子》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法。     

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

《马关条约》后日本侵占台湾使之沦为殖民地,是“台湾独立”、“台湾地位未定”之类的论调得以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根源,认清台湾殖民地地位的“确定”以及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不仅是对这类论调的有力驳斥,而且有助于认清日本殖民扩张的历史。本文对日本在台湾逐步确定殖民统治政策的过程进行了扼要的历史考察,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

一、前　言黄遵宪 (1 848— 1 90 5)作为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官 ,随同首任公使何如璋于 1 877年 1 2月到达东京后 ,以其诗文与日本朝野人士交往 ,悉心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及近代日本国情 ,未及两年完成《日本杂事诗》一书。该书于 1 879年孟冬由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出。黄在该书自序中说 :“余于丁丑之冬 ,奉使随槎 ,既居东二年 ,稍与其士大夫游 ,读其书 ,习其事 ,拟草《日本国志》一书 ,网罗旧闻 ,参其新政 ,辄取杂事 ,衍为小注 ,之以诗 ,即今之杂事诗也。”由此可知《日本杂事诗》是后来《日本国志》的“母体”。《日本杂事诗》及《…     

卢沟桥事变前汪精卫对日态度述论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基于对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在“和…‘战”问题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始终缺乏信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其基本立场。本认为,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尽管汪精卫主张“抵抗”与“交涉”并重,但他更强调“抵抗”的重要性;此后的汪精卫不仅很少提到“抵抗”,就连理直气壮的“交涉”也从未出现。一味的妥协退让成为其对日态度的基本特征。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引子与合力”机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国虽同情中国抗战,却在事实上奉行中立政策。中国于1938年9月要求国际联盟援用《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对日本进行制裁,此事成为促使英国援华的“引子”。中国和英国议会均借此契机施压,使英国政府难以回避援华问题,美国亦通过对华桐油借款做出示范,各方的合力最终推动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平准基金借款。在英国对日政策方面,1938年的“宇垣—克莱琪”会谈和两次“近卫声明”亦发挥了“引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美国率先抨击日本对“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的破坏,中国和英国议会亦积极督促英国政府对上述问题表明态度。在各方合力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在1939年1月的对日照会中正面揭露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公开承认日本是侵略者,英国的远东政策也随之走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