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英雄:何克孝的戎马生涯简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活着的老英雄相继离去,我们后辈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去弥补这道历史留下的伤痕？     

历史的“无用”与“有用”

正简单地说,历史就是已成过去的往事,至少在时间上,它只是一种过去时态的存在。而我们所生活的当下社会又处在现在时态中,所以历史很容易被看作是与现实生活不相干的,至少从时间上而言,往往如此。作为历史研究者,也时常会遇到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就是被人质问"历史有什么用?"看似很幼稚的问题,即使连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在面对他年幼的儿子提出疑问时,都觉得难以直接给孩子一个满意的答案,     

续修体制的变革:从“众手修志”到“专家修志”

一、“众手修志”的成因与弊端中国的传统方志编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间歇性修志。虽然修志是一项文化传统，却绝不是一项文化制度和文化事业。志书大体上是隔几十年一修（时间实际上也并不固定），临要修志，才设馆设局，采集资料，有点急时抱佛脚的味道。这样的修志因时间的大跨度和资料积累的缺乏，往往沦为对历史的抢救行为，而不是自觉的历史积累的结果。在这样的志书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某些历史时期是大段大段的空白，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粗糙的历史框架。二是官修。修志是政府的一项天职，它或是由于中央政府修国史或修一统志而…     

明和暗——大禹与安徽

<正>一淮河的信史,就从大禹开始吧。历史总是空濛的,这使得我们在面对它时,总觉得内心惶然。我们不知道它的起源在哪里,在很多时候,它只是神话或者推理。对于淮河,     

不用扬鞭自奋蹄——新年随想

<正>志人——顾名思义,即咱们修志的人,其基本职责是依据历史现实秉笔直书,就象司马迁那样,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据实写真。非凡的2008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这365天,对于我们修志者来说,尽可以施展才华,大书特书——南方雪     

续志拾遗补缺探研

对于本届修志的总结和评价,有的专家、学者指出：本届志书时间的大跨度和资料的缺乏,几乎成为对历史的抢救行为,而不是自觉的历史积累的结果,很有点临时拖怫脚的味道。在这样的志书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某些历史时期是大段大段的空白,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粗糙的历史框架。对于这一观点,我亦很有同感。本届志书除记述方法的平面化、空套化、模式化之不足外,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漏,主要表现在：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过于粗略本届修志工作者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国家、民族、各行各业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应该说是有足够认…     

历史进化思想在西方的形成和演变

人类历史正在通向一个令人鼓舞的未来,这在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即使在西方的未来学家眼中,人类的未来也是有希望的。阿尔温·托夫勒那本鼓动性很强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就是一例。然而,这种历史进化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西方,历史进化观念的确立也只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因此,探索一下这一过程,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总结过去、面向未来,从而更好地把握住今天。     

“考古”百议

<正>野外作业,是考古学的突破口。没有野外工作,就没有考古学。田野工作得来的新材料、新信息,才是解读历史的开始。——牟永抗我们必须让《科学》和《自然》杂志相信,好的考古学并非只是挖到了最古老的陶器、篮子或石器那么简单。公众也许仍然会认为我们是印第安纳·琼斯,但是     

必须坚持历史科学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没有真正的历史科学,没有一个人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最多只是搜集了些材料,研究了个别的侧面.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国历史面貌便焕然一新,使我国历史科学的研究建立在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一个指导线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批判地对待历史,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并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来指导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党科学的历史基础,是我们党制定政策、战略和策略     

对《哈密县志》(初稿)的几点看法

《哈密县志》(征求意见稿)于1984年5月油印问世,这是自治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值得庆贺。在昌吉地区篇目讨论会上,初步游览了《哈密县志》征求意见稿的油印本,但因时间匆促,也只是局部浏览,所以很难对这部县志初稿提出全面系统的看法。总的来说,《哈密县志》有值得借鉴之处。第一,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编纂了一部六十余万字的新志书,其编纂人员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工作效率是高的,值得我们学习;第二,历史资     

编读往来

见到近期《风景名胜》中的“三千里申遗,京杭大运河”一文十分高兴。写这样的大文章,十分费功夫,读后受益非浅,深感此文不但弘扬了祖国的胜迹瑰宝,而且也给读者上了一堂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课,切望以后多多刊登此类文章。(杭州读者钱国桢)钱国桢读者:您好!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历史最悠久,流程最长的人工河。它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在《三千里申遗,京杭大运河》的特别策划中力图不只是简单介绍大运河沿岸的景点和胜迹,而是尽可能地发掘相关的历史文化内涵。由于时间比较局促,我们作了努力,但还有一定差距。感谢您在来信中对我们的赞赏和鼓励,它将鞭策我们今后作更多的尝试和努力。     

台北六张犁探访记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退守台湾后,展开了长达近40年的“戒严时期”——当然,这只是台湾官方的说法,我们应该将这段历史正名为“白色恐怖”。六张犁,应当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众多事件的典型,是这段历史标志性的符号。     

从明代青花瓷崛起看郑和下西洋伟大功绩

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航海史乃至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典雅古朴的青花瓷,在中国陶瓷史乃至世界陶瓷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中国,从唐代就产生了青花瓷,但是到明代青花瓷才脱颖而出,黄金时代在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进一步探讨,从海外遗存、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北京出土景德镇瓷器;方面的历史见证,证明了以下西洋为分界,作为大航海时代中外文明交融结晶的青仡瓷,在明代崛起并形成中国陶瓷主流的历史轨迹。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郑和远航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唐代那样昙花一现,或者如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形成中国瓷器的主流,进而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     

华夷秩序、大一统与文化多元

<正>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的中国或者中华民族及概念,是经历漫长的过程而渐进发展和最终定型的,但是难以否认我们古代多民族国家正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或中华民族的基础和前身,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是汉族和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中国的内地和边疆组成的广袤疆土至今一直是汉族和蒙、回、藏等诸多少数民族共同栖息的家园。汉地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汉人也只     

究竟应当以怎样的历史观指导我们的研究——兼与蒋大椿教授讨论

以真理性的历史观念指导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且,由于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统治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因此,一个真实而且正确的历史观乃是非常必要的.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不仅可以质疑而且可以批评.但是,这种质疑和批评必须是建立在理解乃至超越的基础之上的,否则,所有相关的讨论也就可能只是在前马克思的水平之下进行的.     

状元与妓女的故事

在本文里,我们只是向尊敬的读者们陈述了历史上有的状元曾经发生过这些事。     

现代考古学及其理论

考古学是一扇门户,通过它我们能进入过去,并探视我们祖先的生活情状。历史是写在书中和其它文件里的,但它有一定的局限:1.历史文件只报道一定类别的消息,其中大部分是社会上层活动家们的报道,即统治者和贵族的报道;或关于宗教方面的报道,极少有记录平民生活状况的。2.历史文件常常是有目的而写的,可能因政治原因或其它原因而有偏见。3.历史文献存在于有文字的时代,而文字只是在六千年前或更晚些时候才有的,在中国文     

最美导游

导游在很多人眼中是个美差,游遍大好河山,尝遍天下美食,还可以拿工资。其实他们却有着许多大家所不知的酸甜苦辣。在他们中有那么一群人,夏天在外面日晒雨淋,冬天在外面风吹雪打,让他们的身体极度疲惫;在外地时间比在本地多,家人生病不能在身边,让他们对亲人无比愧疚;在游客出现危险的时候他们还会挺身而出,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他们的工作只是为了让游客看到最美的风景,只是为了大家一路平安,只是为了每位团员脸上快乐的欢笑。他们是民间的外交家,是游客的保护伞,是旅客的贴心人,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知识宝库,是首都旅游的形象     

我在“文革”中的际遇

我在文革中是个边际性的角色,受到过冲击、挨过整,但不是受尽折磨的那种人,是挨整中的幸者;我曾下决心在哪摔倒,在哪爬起来,要紧跟,可能是跟不上,反遭更革命的同志的批判。到了文革后期应该说是不跟了,但也很少公开逆反,更多的是采取沉默,只是在日记中吐露心声。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的边际性可能也具有某些普遍性和共性;可为后人解剖那段历史提供一个标本。文革已经是一个历史存在。以晚年之身经历那场浩劫的一代人大多已经离世,我们这一代以壮年之身亲历和见证这场灾难的人也逐渐进     

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过去的历史教学,不论在中学或大学里,犯一个毛病,就是把历史主要看成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而把大量有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东西并不做为重点。这样,我们所学的历史知识就太贫乏了,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文章里讨论的只是几个主要问题,范围也太狭窄了。我在北师大讲历史研究法时说过,思想应该解放一些,眼界应当扩大一些,我们的研究范围应放宽。1980年一位美籍华人教中国史的教授来京,对我说,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