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华观念的变迁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观念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战前由"共同体"理论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之一。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是在否定"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共同体"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价值判断也由否定转变为肯定,并引申出"乡绅论"和地域研究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依然残存,应该继续清理。     

解析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的统治理念及其实质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对伪满洲国进行了全面的殖民统治。为了掩人耳目,日本炮制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论"。本文从解析日本的统治理念入手,披露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实施的殖民统治术,进而揭示其宣扬的"五族共和"、"王道主义"、"建国精神"等实质。     

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小动作”与大阴谋

策划分裂中国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日本对辛亥革命对策的一种倾向。辛亥革命期间,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小动作"背后隐藏着分裂中国的大阴谋。幸运的是中国南北议和成功,维护了国家统一,粉碎了日本的险恶用心。1911年10月10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对辛亥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无法掩饰的是,日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与军事侵略相呼应.在中国的广泛地区,尤其是军事、经济要地建立神社.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本土神社的延伸,所祭之神是以天照大神、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神灵皇祖,建筑式样也是日本式样,被视为"八紘一宇"、"肇国大精神"的象征性建筑物.日本政府、军部及神道界所设立的在华神社不仅扮演着辅助军事侵略、实施文化侵略的角色,是妄图使中国人丧失民族性的"皇民化"政策中的一环,而且也是统制在华日本人思想意识的工具.     

日本移民侵略下东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演变及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移民是资本主义列强对外侵略的惯用手段,亦是统治和掠夺殖民地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日本帝国主义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取的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所有权为契机,对中国东北推行了移民侵略政策,"移民政策"在诸多方面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灾难。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以农业移民为主体,因而其移民所必备的条件是土地。为了实现"移民"的目的,日本以"移民用地"为名,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东北农民进行大肆掠夺,造成了东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变化,而且对农民生活造成了灾害性的影响。从"移民政策"对土地的占有,进而引发的土地产权结构的变化,以及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甲午战争启示录

正今年是甲午中日之战120周年。此役,中国惨败于日本,然后是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自然大为震惊,群情激愤,痛心疾首。战争,尤其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甚至文化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给人深刻启     

关于中国日本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兼评刘岳兵《“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刘岳兵教授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一书,着重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和回顾了1949年以来尤其是近三四十年间中国学界的日本史研究,对了解和把握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脉络,促使中国学界进一步思考与探讨日本史研究乃至日本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都很有帮助。该书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但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如下几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实证研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学术性与致用性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在今天提出并探讨这些问题,对中国日本史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唐代“诸尊佛龛木雕像”考证

2010年10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鉴真和空海》展,其中有日本和歌山金刚峰寺保存的空海大师从中国带回日本的"诸尊佛龛木雕像"。本文通过对该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该造像由印度高僧金刚智在中国所造,并为密宗所特有的观点,同时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复交前,日本多数首相是"两个中国"论者,日本多届内阁奉行了"两个中国"政策,只是表现或露骨或隐晦而已.这一政策既是导致日本长期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中日郑交正常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出人意料地为中日复交后的日本朝野右翼所沿袭,继续干扰两岸统一和阻挠中日关系的发展.本文就迄今尚未系统梳理的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五位日本首相及其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进行纵向考察,对认识和把握今天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及其政策源头和来龙去脉,不无裨益.     

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正>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从“神树”到“钱树”——兼谈“树崇拜”观念的发展与演变

“树崇拜”是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信仰习俗,在我国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三千年前的青铜神树和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前后的大量青铜钱树,是“树崇拜”的珍贵遗物。它们不仅造型优美、内涵丰富,而且有其内在的联系。研究两者的特征、异同及其演变情况,有助于揭示古代先民的思想观念发展变化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