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他的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坛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兰克史学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广为流传,产生了重大影响。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也流传到了中国,关于兰克史学在中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流传情况,易兰在她的论文中作过探讨。     

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兰克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被长期尊奉为西方史学的“样板”。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重大变迁,兰克史学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兰克史学既是当代西方史学学术批判的对象,也是学术继承的对象。文章系统考察了当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认为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当代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变迁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在突破传统中继承传统。     

历史认识性质辨析

在历史认识的性质上,迄今为止至少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论点。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认识视为对历史实在的客观反映,强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认识对历史客观实在的反映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创造,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思维的结果,在认识论中成为一种主体创造论。20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得华·卡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双向建构     

评《20世纪的西方史学》

与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所描述的兰克史学范型主导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相比,20世纪的西方史学在形态上更加多样,在变革上更加剧烈。由此,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为我们阐述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不同侧面。①这虽能解决我们某个方面的困惑,却仍     

结构史学与德国中世纪史研究

19世纪晚期,兰普雷希特在德国历史学界开创了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并与新兰克学派围绕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场大辩论。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兰克学派独霸德国历史学界。二战之后,结构史学在德国去纳粹化的运动中重新回归,不仅与实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在传统的中世纪制度史研究方面广为应用,而且还极大地开阔了这个领域的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文化史学在德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同时期出现的日常生活史学与结构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论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

19世纪中后期,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英国历史学家开始重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运用,努力运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呈现历史真相。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后,英国大学培养了众多的专业历史学家,他们超越了原有的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学术期刊的创办和学术组织的出现加强了专业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确立了专业史学研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严格的学术评价机制,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趋于完善。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近代德国的历史思想和实践

19世纪在西方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的西方史学又是以德国史学为代表的。可惜的是,建国以来对近代德国史学的研究却不如法国和美国史学那样受到重视。此中原因,多种多样。除了在“文革”前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历史研究整体受到冲击以外,德国史学相对落后的原因还有,老一辈史学家中,留德的人数远较留美等国的少。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中,由于在大学和研究生一级的教育中鲜有德语教学,学生难以掌握德语而从事德国史的研     

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试析曼德尔鲍姆对历史相对主义的驳论——基于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

在美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知识客观性论争,在美国职业史学共同体内部持续发酵,最终促成围绕历史知识性质展开讨论的分析派历史哲学的诞生。以贝克尔和比尔德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声言要与承继欧洲传统的史学决裂,以便建立适应现实的新史学。他们在史学理论上尝试运用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来改造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并批判兰克式的客观主义史学。曼德尔鲍姆则深入到欧洲历史主义的传统中来澄清和批判他们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预设,并运用经验主义传统的概念和术语来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尝试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奠定新的基础。虽然这场学术论争源自欧洲大陆的历史主义危机,但也鲜明地体现了美国史学理论发展的自身特征。     

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不过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它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对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之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兰克史学、西方史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正>就西方史学传统而言,不同时期的历史学虽然风采各异,但都是以"求真、人文、垂训"为核心,以各自的方式来诠释史学传统,演绎出缤纷多彩的史学形态的;19世纪的历史学亦是如此。在"历史学的世纪"里,史学得到空前发展,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日渐成型,历史学的独立地位逐步稳固,其中兰克及其学派居功至伟。应该看到的是,独成一派的兰克史学虽然特质鲜明,但其特质是脱胎于"求真、人文、垂训"这一史学传统;兰克史学所彰显出来的特征是自古典时代以来西方史学传统在19世纪的一种演绎。故而,倡导西方史学传统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兰克史学传统     

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实证倾向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以古典主义为特色,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各类史料的考证和辨析。这时期的史学既是对古典史学的继承,也有超越的一面。在博古学的影响下,史料的范围得到很大扩充。而史料的考辨,则明显受惠于修辞学。这是人文主义史学走向实证的内在理路,再加上对多学科方法和手段的利用,已展示出新的史学风貌,有助于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在西方史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吏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那就是兰克文学.     

20世纪历史学的特点

<正>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人们对19世纪史学极尽赞美,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竭尽历史研究、历史认识的真理。19世纪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史学在这一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具有完备形态的科学,为20世纪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