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另一种写法——《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范式意义探析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雷氏认为除传统研究范式外,可从制度与思想的互动中建构出政治思想的复杂脉络,这种由制度分析揭示出来的思想史可称作"制度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但需要分析思想家的理论建构,也需要对制度实践过程中的政治思想予以阐发,这正是制度思想史的必要性所在。而制度思想史"制度分析"和"技术分析"的提出,使得这种制度思想史研究成为可能。制度思想史的提出,不但使旧史料具有了新的价值,更使思想的阐发回到了历史现场,同时也为平庸时代思想史的撰写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毫无疑问,该书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探讨。     

皇权再论

通过以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宋代为基点,透过大量史料,分别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思想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阐述了王朝政治的参与者士大夫的皇权观与君主的自律意识。"君"或"君主",在先秦的指归为诸侯国君,自秦始皇开始则专指皇帝。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后的士大夫,则有意无视了这种不同,在儒学国教化以及理学的社会普遍化的强势背景下,大量发掘先秦政治言说中对君主限制的内容,作为限制君主制政体下绝对君权的理论武器。"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进行的为君之道的正常制度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士大夫的皇权观到君主的自律意识,成功地完成了理论位移。让多数君主在为君之道的框架内,难越雷池一步。在政治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君臣关系。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历代士大夫为了防止名义上绝对君权的暴走脱轨,苦心积虑,对皇权实施了种种规范,本文归纳形容为"天"、"道"、"法"三个紧箍咒和"不文律"、"公议"、"留名的青史"三堵墙。本文还通过具体的政治实态揭示出,谏官、御史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成天子法官的使命,却基本沦为政治集团的鹰犬。笔者视派系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具体的考察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化的过程。尽管皇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消长都有不同,但实质性皇权由于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备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愈来愈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却愈来愈大。     

辛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慈禧政变成功原因再探讨

1861年8月,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措施.上谕"铃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证.慈禧与肃顺等人在慈禧的太后封号、有无干预朝政权、是否垂帘听政、辛酉政变等问题上较量的胜利,在相当大程度上皆依恃皇权代表的有利地位.当时弥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使许多文武大臣及封建士大夫对肃顺等人赞襄政务、辅弼幼帝的合法性与可靠性表示出普遍的怀疑.这种正统皇权主义思想才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成功的决定性深层次原因.它不仅影响着当时的人们,甚至影响着当代的某些史学工作者.     

17—19世纪日本的皇权主义思想

近世日本朱子学和国学在继承了古代“记纪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神化皇权的理论,强调天皇为神的后裔,本应拥有“神圣至尊”的地位和权力。德川幕府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局势,日本思想界祭起“皇权主义”大旗,深入论证并广泛传播天皇及皇权“神圣至尊”的思想,使天皇成为凝聚民心、发动“尊王攘夷”运动的精神领袖。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还出现了“尊皇扩张”的政治主张。明治维新后,皇权主义思想继续演进并被推向极致,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日本近代化的障碍,但也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动力。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晚清时期御前女官对当权者的影响——以德龄公主为例

中国古代女官制度渊源流长.女官虽然身处宫廷被严格限制与外界的接触,其职责也仅限于当权者的饮食起居,却因能接触到最高统治者而得以影响一朝政治。在晚清被极端保守的顽固势力和强大的正统皇权主义统治的那段时期,作为慈禧太后首席御前女官的德龄仍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做着不屈不挠的努力.     

剑桥学派与思想史研究——采访昆廷·斯金纳教授

昆廷·斯金纳是享誉世界的思想史学者,在现代早期思想史与思想史方法论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史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本文是对斯金纳教授的一次采访,包括四个部分。首先,斯金纳介绍了自己早期学习并投身于思想史研究的经历以及自己的学术兴趣。其次,斯金纳说明了他提出的"语境主义"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及剑桥学派的基本情况。再次,斯金纳具体阐述了他的"新罗马自由观"及其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意义,并分析了修辞学与思想史研究的关系。最后,斯金纳讲述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他所关心的某些当代政治现象以及思想史研究的晚近发展状况。     

康熙朝北京“一宫多苑”格局的确立与皇权政治

康熙朝是一宫多苑城市格局和宫苑二元理政模式确立的历史时期,对雍乾以后诸朝有深远影响,对清代宫廷史研究、清代皇家园林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自康熙朝奠基之后,一宫多苑主导着清代北京的城市格局,并深刻影响了皇权政治。一方面,御苑中心经历了从畅春园转至圆明园,再至颐和园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园居理政发展为清代的政治特色,园林的功能被置于皇权的高度,得到政治制度、官僚系统的高度配合,进而成为王朝盛衰的象征。     

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省思

王权、君权和皇权在中华专制主义的语境中只具有一种形态差异,而没有实质差异.中国历史一文化和政治-思想虽非理性类型,但这并不妨碍依然可以使用"理性"这一概念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进行描述和分析.问题是,运用"理性"概念来作出的这种描述和分析本身则必须包含有前在的概念省思,以便使我们对其内涵和界限能有一个确切的思想把握.     

中国思想的复杂本质

<正>一思想史的本体论与整体感一定意义上,中国思想史似乎被赋予了一种对中国历史进行总体批判的学术使命。这使它在深刻之余,难免显得有些简单。但问题不在于把批判弄得多么复杂,而在于通过本质性的批判和阐释来揭示中国思想史的复杂本质。思想史的本质是指,历史上各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思想史的本体是指,对历史上各种思想具有支配性和规范性的结构性力量。就此而言,将王—皇权主义视作中国思想史的本体,可能更合乎中     

秦汉碑刻探研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了早期"碑"的概念。以秦公一号大墓出土木碑为引子,阐述了先秦秦汉时期"碑"的演变及形态的变迁。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认为中国古代碑刻成熟于秦汉时期,这与当时成熟的制铁与制造技术、政治需求、儒家思想的逐渐普及以及商周以来铭铸于金的传统密切相关,是新的技术、思想和传统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见证。     

《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正>《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欧洲思想史译丛),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伊安·汉普歇尔-蒙克编,周保巍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该书为斯金纳教授主编的"语境中的观念"丛书中的一种,主要探讨了欧美各主要国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及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传统。该书作者致力于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中去理解欧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演进,有助于中国学界反思并重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取向和学术特性。     

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

先秦社会的氏族残余比较浓厚,昭穆制度影响较大。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西汉葬于渭北祖陵区的皇帝有八位与其前任皇帝属父子关系,而文帝因为平辈冲突,宣帝因为代际缺环,均未入葬祖陵区。平帝虽与哀帝同辈,但西汉后期以来,"为人后"原则日渐成为皇权传承的补充条款,王莽本着这个原则,葬平帝于渭北。     

魏晋南朝的棋品等级与士族政治

棋品制的出现与汉魏以降围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魏晋名士将围棋作为展现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的手段,因而围棋得以作为魏晋风度外化的物质载体而流行。作为一种等级序列,棋品在外在形式上模仿了王朝实行的九品官品制度。从现有材料来看,棋品制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晋,认为棋品形成于曹魏的观点并无充分的依据。东晋南朝时期,棋品的评定主体经历了"个人—官方机构—皇帝"的变迁,这与人物品评的演进趋势相一致。南朝时期棋品等文化等级评定的盛行体现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力图在文化领域建立独立于政治秩序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而棋品评定主体的变化则显示皇权已经将文化这一士族传统的优势领域纳入到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即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     

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研究 --兼论中法交涉中义利结合外交思想

本文立足于洋务运动史、近代外交思想史既有研究,利用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考察中法越南交涉这一洋务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外交个案,探讨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认为义利结合的整体外交思想为洋务时期清朝政府的基本外交指导思想,从而反思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研究中若干误区.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哪里开始,研究其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样,已达百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创造了辉煌成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领域中,都积累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史资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但是,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状态,这对从思想史角度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规律,是一个重大缺陷。为此,加强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亟需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论北魏宗王政治与有限皇权的短暂发展

建立在草原武装基础上的北魏拓跋政权,由于初期受鲜卑异姓军功贵族的影响,皇权不能完全行使。因此中期历史主要以孝文帝改制为契机,确立宗王政治占主导及专制皇权独立权威的时期。但宗王政治毕竟不能等同于皇权政治,二者必然发生矛盾。     

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现代性"——"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之二

本文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选择有代表性的著作,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中国史学界出现的一股在近世中国内部寻找现代性的思潮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把这一思潮置于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时段内予以考察,重在揭示其中的方法论特征。作者认为,被众多学者发现的所谓中国历史内在自发的"思想现代性",与其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不如说是这些学者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明,而这一思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西方冲击的产物,蕴涵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逻辑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