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将军

正江西吉安市有一个叫渼陂的千年古村。从这个方圆仅1平方公里的村庄走出了3位开国将军:梁兴初中将、梁必业中将、梁仁芥少将。他们3人同姓且同族,但辈份不同。他们都是梁氏"耕读为身家之本"文化的受益者,但因出身贫寒,3位将军都只上过三四年学。他们都是1930年参加红军,梁必业、梁仁芥同一天人伍,梁兴初、梁必业则在同一支主力部队分别任军、政主官。梁兴初:铁打的"万岁军"军长梁兴初(1912-1985),     

楼适夷:一位正直的倔老头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丁玲同志处工作时,多次见到楼适夷,他个头不高,精干白净,时常双手拄一根拐杖,侧耳倾听对方的谈话.给我最深的印象,他是一位十分和善的老人,没有一点架子,讲一口吴依软语,说话慢条斯理,待人谦恭有礼.他曾经给我题词:"小王同志很好,热情,诚恳,工作认真,学习努力,敬祝前程无量!"写在我的本子上,一笔一划,字很工整.     

真金总是要发光--读《闽豫考古集》有感

2002年"五一"期间,我接到河南省文物局常俭传局长的一个电话,说:"欧潭生在北京,打算节后来郑州拜访你,希望不要外出."欧潭生要来郑州,我心里十分高兴.自从他回福建老家之后,好多年没有见面了.这次突然来郑州,引起了我的回忆.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住在河南省博物馆办公楼上一间寝办合一的房子里,由王与刚同志引荐,欧潭生与我相识.他当时是一位英俊的青年,朝气蓬勃,谈吐不俗,我非常喜欢他.欧潭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1976年调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工作.     

忆李贵同志二三事——写在李贵同志逝世四周年之际

我1990年底调北京工作后,每年春节都去看望李贵同志.2002年春节前我因感冒住院,节后出院后就上班了,没能去看望他.2002年8月29日午饭时,接到李贵同志孩子的电话,说他爸爸一天前去世了.突然听到这一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饭也难以吃下去了.当天下午我往李贵同志家里送花篮时得知,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就使我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遗憾.四年过去了,李贵同志留给我的是不尽的思念,他永远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党的高级干部、革命前辈.     

任质斌与《红色中华》

1964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合肥视察工作.省委书记李葆华向少奇同志介绍几位到场的书记,当介绍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时,少奇同志笑着说:"我认识他,他叫‘红色中华'."     

作风民主 待人诚挚——记和刘大年同志的一些交往

2000年1月中旬,我从福建回来,收到张海鹏先生给我寄来刘大年同志的生平及遗著《评近代经学》,才知道大年同志已在去年12月28日谢世。我感到很突然,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大约是11月中旬,我和大年同志通过电话,曾问及他的健康。他身体多疾,有点悲观,他说越来越不行了。其间还谈到一些别的,当我问及具体情况时,他说见面谈吧,我们约好我从福建回来后去看他,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     

六十军长春起义前后与《兵临城下》“姜部长”

正1946年4月26日,正在延安学习的昆明地下党员刘浩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要他和爱人禄时英立即到王家坪总部,朱德同志要接见他们夫妇。到了总部,朱老总见到他俩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怎么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中央考虑你们是云南人,又对云南上层情况比较熟悉,决定派你们去开展这项工作,并对禄时英说:"我和你父亲很熟,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禄时英的父亲禄国藩是滇军元老,     

“两面派”同桌

正我在一年级时,有一个"两面派"同桌——唐晓东。说他两面派,一点也不过分。上课的时候,老师正兴致勃勃地讲课,唐晓东却在下面"神游",心思早已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每次当我提醒他时,他总是"哦"一声,或干脆讲:"关你什么事啊!"又继续神游了。这时,老师发现他上课走神,于是便请他回答问题。可怜他刚才什么也没听,站起来呆若木鸡,吞吞吐吐地说:"呃,这个,呃……"好多次,他总是因为上课不认真听讲而     

文艺界的“老黄牛”——怀念原文联秘书长、著名书法家陆石

一大早接友人电话,告知陆石同志去世了,惊得我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真是太突然了。前些日子去看他,还好好儿的,那天他谈兴很浓,谈到胡乔木、田家英、何其芳、周扬等很多老领导、老朋友。他慢条斯理,话语中充满了深情。我离开时,他还送了我一册《陆石诗书集》。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当我赶到陆石同志家时,他的夫人赵中同志,一位自控力极强的资深编辑,已悲痛地说不出话来;女儿雪梅也泣不成声,陆石同志平日坐的沙发也空荡荡的了。     

石幢辩

1958年我看到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南京分室杜修均同志写的"经幢初步探讨"的油印初稿,对于"陀罗尼经幢"的意义、起源及其形式的演变有详尽的叙述,但是我以为其中某些论据,是还待商讨的.最近在"文物"1959年第8期上又读到了阎文儒同志"石幢"一文,洽巧他的论据和杜同志的某些论据一样,因此,决定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以供讨论,并就正于阎文儒同志.     

“红色大使”李一氓在山西

八年前,我突然接到中联部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李一氓同志逝世的讣告,既未讲追悼会的日期,也没有让我去北京送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张通告,但我继续往后看,在另一张纸上印着他感人肺腑的遗言:“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它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我最崇敬的一位老共产党人、师长、导师,就这样永远地、平平静静地离开了人间!李一氓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是我们党内已为数不多的大革命前入党的资深革命家.北伐战争的,他与周恩来、郭沫若同在北伐军政治部共事;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瑞金时代,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路上,任特种营教导员;抗日战争爆发,临危受命新四军秘书长,协助叶挺同志组建新四军;解放战争中转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外事工作,先后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是我国最早派驻国外的“红色大使”.陈毅同志曾赞誉他是“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     

“大跃进”年代的中国

正法国著名摄影师布列松(1908—2004)与中国颇有渊源,他曾两次来到中国。由于1948年来华的布列松客观地记录了中国新旧政权交替时的历史性画面,被当时的新中国认为是"好同志"。1958年,布列松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3个月。此间,他拍摄的有关新中国的大量纪实照片广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布列松的拍摄风格注定他去关注那些普通的小人     

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序言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     

周扬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正今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有《"异化"问题的讲座和周扬的遭遇》一文,追叙了周扬同志晚年的一些遭遇,读了令人感慨万千。文中插了一张照片,文字说明是"1983年4月8日周扬与人民日报同志交谈"。我初看时有点诧异。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在报社文艺部工作,除十年动乱时期外,同周扬同志常有接触。多次听到他在大会小会上的报告和讲话,报纸文艺宣传计划和重要的文艺评论请他审阅,在他晚年也有不少     

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忆王世英同志

我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时认识世英同志的。当时,我只是个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而世英同志则是老革命。他长我十来岁,已经有十多年党龄,是位阅历丰富的老资格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像我们小青年一样热血方刚,冲劲不减。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把他在延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和“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记叙下来,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我是怎样走向革命的——深切悼念战友、导师杜任之

杜任之同志于1988年11月27日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83岁.他的一生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回忆,有许多事迹和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他是我在地下工作时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也是指引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导师,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     

忆“反右”时的公审大会

生活书店最近出版了已满九十五岁高龄的曾彦修同志的一本书,书名叫《平生六记》。我拿到彦修同志的赠书后,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掩卷长思,感慨万千。全书文字不长,七万字左右。作者如实地记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几件大事:"土改""三反""镇反""肃反""四清""反右"。这《六记》着重写了后两记,即《四清纪实》和《反右记幸》。主要是《反右记幸》这一篇,曾老把1957年"反右"时,他在人民出版社是如何被定为全国第一名"党内右派"的前后经过,以及被批斗的情况,     

用“爱”开启孩子的心扉

正我在幼教的百花园里已工作21个年头了,这期间,我碰到过不少顽皮、令人头痛的孩子,怎样教育好这样的孩子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一件事。瞧,美术课上洋洋又和我"卯上"了。我发给每个小朋友一面小镜子,让他们照着镜子画"漂亮的我",别的孩子都兴奋地边照边画,唯独他用镜子照自己脚上的"奥特曼"鞋。"你怎么不画呀?"我轻声地问。"老师,我不想画自己,我想画‘奥特曼’!""是不是妈妈新买的?"他有些激动地说:"昨天我过生日,阿姨送的,我好喜欢哦!"看他兴致勃勃的样子,我笑着说:"是嘛?那你可要认     

抹不掉的记忆

我与宋时轮同志相识几十年。他给我留下的记忆却是永远也抹不掉的。我深切地怀念他,怀念这位老战友、好同志。60年前,我和时轮同志同在江西中央苏区。我们虽然早已相识,但在工作中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多少来往。1934年到1935年,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我和时轮同志又一     

李大钊送我上军校

1925年秋天,我17岁,刚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乐亭县党组织就派我和另一个人到苏联去学习。党的负责人把一封介绍信交到我手里,说:"到北京去,找李大钊同志!"听说要去找李大钊同志,我心里非常高兴。他的家大黑坨村离我的家只有8里地。他在我们那一带相当有名,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他少年时就才思敏捷,能文善诗;他出洋留过学,是个大学者,大教授。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又知道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