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文化于史”:宋育仁与近代经史之学的省思

近代以来,新文化派推动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质疑老辈学人学术。他们以方法和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老辈学人宋育仁则提出"述文化于史",尝试以孔门四科统摄现代学术分科,贯通义理与制度,在共和语境下重构儒学人伦与政教体系。其浓厚的复古、尊孔意识或有可商榷之处,但若以宋育仁与胡适等趋新学人的学术分合为线索,梳理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理路,则既可丰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径,又能为当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学,谋求沟通中西、融汇新旧的新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蒋介石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由于他从小深受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十分推崇王阳明的"心学",使他形成了保守的文化观念。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力行哲学",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哲学,他还发起了实为尊孔复古的"新生活"运动。这些都表现出其文化观是单一的、守旧的。     

胡适与儒学

胡适与儒学杜蒸民胡适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胡适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归纳提出者。但是,在晚年,他又宣称“并不要打孔家店”①。究竟胡适是反孔还是尊孔？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和意义上理解他的“打孔家店”言论和行动...     

民初复古尊孔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民初袁世凯发动的复古尊孔运动用儒家伦理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现代化。但它是在民初价值权威空缺的背景下兴起的,顺应了重建价值权威的历史必然,同时将孔子的大同学说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相比附。提出复古尊孔就是以孔子大同思想为指归,给民主思想的传播以一定的合法性。复古尊孔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中国现代化又有推动作用。     

李贽的尊法反孔思想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贯穿着尊法反孔和尊孔反法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斗争的历史证明: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着反动、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而尊法反孔则是革命阶级和进步思想家反对复古倒退的思想武器。在两千多年儒法斗争的历史中,明代末年被反动统治阶级视为"洪水猛兽"、"异端之尤"的李贽,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尊法反孔倾向的进步思想家。当时,维护孔学正统地位的道学家奏劾李贽,说他"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     

力厚功深 与古俱化 王鉴《仿古山水册》赏鉴

<正>王鉴(1593~1677年),字玄照,后改字元照、圆照(早年字"玄照",清兵入关后,为避康熙帝讳而改"玄"字),号湘碧,自称染香庵主,太仓(今属江苏)人,是清初绘画正统派的领袖之一,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并称"清初四王",增添吴历、恽寿平两人,又统称"四王吴恽",与王时敏、王原祁同归"娄东派"。王鉴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明朝时刑部尚书、文坛复古运动倡导者王世贞的曾孙。他曾任明末廉州太守,所以也有"王廉州"之称。广州市文物总店藏有王鉴《仿古山     

胡适与蒋介石(1949—1950)

在中国政局发生巨变的1949—1950年,胡适、蒋介石在面对失败危机时,有着极为密切的合作。蒋介石对胡适极为倚重,他委托胡适赴美活动,后又委任胡为外交部长,都是为讨好美国,以获得美国援助。胡适对蒋介石的支持和拥护是无条件的。他受蒋之托前往美国宣传、游说,争取美援为蒋"辩冤白谤",竭力维护蒋介石的反共领袖地位。在敦促美国和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共政权方面,胡、蒋也配合默契。胡适还以思想、文化为阵地从事反共斗争。胡、蒋所以能亲密合作,除了有共同的反共诉求外,还是二人互相需要、互相选择的结果。     

汤显祖与泰州学派

汤显祖与泰州学派渊源颇深。他自幼受到阳明心学的熏陶,是泰州学人罗汝芳的入室弟子,又对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李贽激赏不已,与焦竑、管志道、祝世禄、陶望龄等其他泰州学人亦多有交往。汤显祖在狂禅的猎猎风潮中,高度关注自心,崇尚自由意志,绽放着生命的"狂"与"真",被时人目为"狂奴",却恰是泰州学派光明超脱的典型风范。至其尊身重生、兴教劝学、构建有情天下的种种为政理念与生命实行,则更是与泰州传统如出一辙。故汤显祖当可被视为泰州传人,目为狂禅一派。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陶行知讥讽胡适诗中提到的“阿毛”是何人

陶行知,著名教育家,安徽歙县人。他与著名学者胡适同为皖籍,同一年出生,又同时在民国初年先后赴美国留学,而且同为大哲学家杜威的学生。然而这两位名人的关系却一直不好,久生龃龉。究其原因,一是个性有差异,二是政见不同。后一个原因当然是主要的。近年来,我国报刊上对胡适的评价已趋于客观公正,肯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和在近代文化教育领域的地位。不过胡适在     

读《古史辨》之《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引发的思考

"诸子出于王官"说始见于《汉书·艺文志》,盖本于刘歆《七略》。近代以来,有关于诸子是否出于王官问题的讨论中,肯定者以章太炎为首,他的《诸子学略说》极力主张"诸子出于王官",并利用对诸子各家的论列巩固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被学术界列入"信古"派;否定者则以胡适为中心,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力陈章说的偏颇之处,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学术界也因而将他归入"疑古"派。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不尽恰当,并将章氏和胡氏的立论依据进行比较,发现胡适的"疑古"实则是建立在"信古"的基础上的。此外,本文还就"学在官府"和"学出王官"的实际进行讨论,肯定了胡适的"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的论断;与此同时,还对诸子之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现——陕西郿县发掘出四件周代铜器

陕西郿县李村的李焜同志在一月十七日给陕西省博物馆送来三件青铜器,两件是彝,一件是牺尊,上面都有很重要的铭文。陕西省博物馆于次日即派人前往了解,并带回一件尊和三件陶鬲。据李村李含章同志说,这是他哥哥在一九五五年三月挖苜蓿时发现的。出土后取回放在楼上,一直没有动,也没有给人知道,后来他侄儿李焜说:"古物应该交给政府",这才把它送来博物馆。为了表扬这种保护文物的精神,政府特给予了奖励。在二月十九日又去勘察了一次,铜器出土地点在县城东二里许的李     

胡适和科学玄学之争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输入,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使新文化运动染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基础的梦想。但胡适并未放弃他的“思想革新”事业。1923年,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第48期上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从而在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参加这场论战的人分成科、玄两派,站在科学派一边有丁文江、胡适、吴稚晖、唐钺等,玄学派以张君劢为     

《訄书》修订和尊法反儒——原刊本、手校本、手改本等研究

章太炎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当他投身革命的时候,是生气勃勃、尊法反儒的,但后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逐渐退到"宁静"的书斋去尊孔读经。章太炎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的演变过程,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从进步转向倒退的一个缩影。     

励志胡适:从青年浪子到留美博士

正《胡适许怡荪通信集》收集的是胡适早年与好友许怡荪(?—1919,安徽绩溪人,1913年留日,早逝)的往来书信。细读这些信,可以发现许多有关胡适的"新"史料。留美前大醉胡适喜欢喝酒,也能喝酒。早年在上海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竟至在一个雨夜,大醉的胡适在回去的路上同巡捕打了起来,结果被抓进了巡捕房。好在得知他是老师,只让他交了5块钱     

东逐西迎胡适之——1935年1月胡适的两广之行

1935年元旦上午,胡适兴冲冲地由上海乘坐哈里孙总统号轮船赴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4日清晨船到香港。在香港,胡适除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活动外,还作了五次演讲。1月6日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对：二百多名华学校的教员演说中,他说：“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化中心。”想不到这样一句平常的话却惹恼了当时在广东实行尊孔读经的陈济棠等人,他们不但迫使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取消邀请胡适去演     

惠栋荀学思想刍议--以《荀子微言》为中心的考察

惠栋是乾嘉汉学吴派宗主,经学熟洽,著述等身.《荀子微言》是他的一部重要荀学著作,也是汉学家专治《荀子》的肇始之作.惠栋节选《荀子》篇章,作案语阐述微言.他以《易》理解《荀》义,以"绘事后素"释"礼后",由"尊儒"论重"师法",由辨"危、微、精、一"以驳程朱,均透露出松崖的学术旨趣,体现了《荀子微言》真正"微言"之所在.在《松崖笔记》、《九矅斋笔记》、《易微言》、《九经古义》等著作中,惠栋多处论及《荀子》,反映其"尊荀"思想.在清代中叶的荀学复兴运动中,惠栋占有重要一席.     

从“整理国故”与“全盘西化”看胡适

在民国时期这样一个承古启今的复杂而特殊时代,对于像胡适此类既受过传统封建教育又受过新教育甚至出国留学接触过更多西学的人来说,其思想更多的体现出复杂性。胡适作为新文化的战士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而发展的时代,他复杂的思想和经历,是旧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诸多矛盾发展的产物。本文仅从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这两个切入点对胡适先生的思想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述。     

社会主义论战之“外”的胡适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胡适比较关注,且于论战尚未结束之时借论王莽改制而谈起"社会主义"。他对王莽改制举措作出"社会主义"的解读,认为王莽的"六筦之令"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对其失败予以同情。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胡适所欣赏和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这已是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德式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     

陈济棠与胡适一场关于“尊孔读经”的争论

被人称为"南天王"的陈济棠和"一代宗师"的胡适,一南一北,一武一文,本来是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的名人,却在1935年1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尊孔读经"的争论,真是匪夷所思。时至今日,这场争论还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思考。陈济棠(1890.1.23-1954.11.3),字伯南,广西防城港人。早年在广东陆军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