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壁画揭取保护中“干涉层”的使用和“地仗层”的去留问题

为阐明保留一定厚度壁画原“地仗层”的必要性,通过对“干涉层”和“地仗层”在壁画揭取保护中昕起作用的分析,认为保留一定厚度的“地仗层”不仅可最大程度上保持壁画的原貌,且壁画原“地仗层”经加固处理后可起到“干涉层”的作用。     

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晚唐五代的“地子”进行了讨论。论者多认为 ,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中的“地子”就是“地税” ,按田亩征收 ;而敦煌文书中的“地税” ,当为依据田地面积划定户等之产物 ;因此 ,归义军时期的地税为户税之代称。笔者认为 ,“地税”的范围广 ,“地子”的范围小 ,“地税”中除了“地子”外还有官布、税草和税柴。作为“地税”中交纳粮食的部分———“地子”是据地交纳的。农民常常租种土地 ,“地子”原则上是由土地拥有者交纳 ,并非由租佃人 ,即土地耕种者交纳。“地子”的税率约为亩税 8升。     

彝族先民与黔西北的“索桥”

彝族先民曾经在漫长的悠久历史长河中,对祖国的大西南有过不少的杰出贡献,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彝族先民使用的“索桥”,尚存延用至今。在西汉的史籍中,多处可见“邓、窄、冉、双’等小国的记载,笔者仅对“窄”地简略叙述。“窄”也写作“稚”,即今四）11汉源及偏西一带,在战国以前和中国内地没有政治上的联系,就楚将庄略巴蜀,黔中达滇池,也未及“窄部”,但是“窄”地可能于先秦时与其毗连的巴蜀商贸有了交往,有巴蜀人从窄地贩买到窄马、牦牛、奴婢等的记载,从而巴蜀人渐增涉足“窄关”,瞩目‘“窄”地。《史记·西南夷列传…     

浅谈续志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本是一位长期工作在地方志岗位上的老同志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体会章。作深有感触地谈了续志指导思想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大胆地对志书功能“存史、资政、教化”的传统定位表示置疑,提出要从“官本位”走向“民本位”。     

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再思考

土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头等大事,考察各个时期的土地主张是认识近代中国各时期政权属性和立场的重要指征。对土地权利的探讨,则是研究土地问题的核心。“权”的力量伴生着“利益”,“权利”往往会被视为一体,因此在面对“平均地权”理论时,研究者们基本默认了地权与地利一体,讨论的空间通常建立在两个点上——国家对土地的态度和国家可行使权利的方针内涵,而没有对方针内容能否对应“平均地权”题目做出回应。事实上,“地权”和“地利”两个概念在“平均地权”理论中并不适合做一体化讨论,推行这一理论,无法通过“地利”的平均实现“地权”的平均。     

志稿修改加工既要“大裁大剪”又要“细针细线”

志书要出精品,必须在志稿修改上下工夫,要坚持“文章不厌百回改”的态度。在方法上好比做衣裳,既要大裁大剪,又要细针细线。明确主题思想是修改加工的基本着眼点,并在这个前提下对不适宜的资料“大裁大剪”,随之“细针细线”地补充。运用逻辑辩证法对篇目进行调整,对命题再行推敲斟酌。为增加文采而“细针细线”地加工,对套话与枝赘“大裁大剪”,毫不可惜。     

诠释“天”与“地”视域下的中西文化

“天”、“地”两个基本概念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渗透了丰富的内涵,既有相通之处,又有许多分歧之处,与科学、宗教、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本文通过对“天”、“地”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在中西文化中的引申含义去探究对中西两种语言的理解与沟通。     

边际文化与文化批评——对“贵州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贵州化”在大众的心目中无疑被视为“边际化”。这个“边际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空间位置上处于边陲地带;二是在化上与“主流化”相比,是处于从属的“亚化”位置,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在历史上,贵州一直被“蛮夷之地”、“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等含有歧视性的话语表述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贵州从古至今分别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在封建时代因是“化外之地”,王朝的统治一直没有放弃对贵州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     

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

“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守中”之地与“四夷”之地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大多数封建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家的腹心地区安定繁荣,在边陲地区实现“守在四夷”。本文对“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说法的由来、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与分析。     

“宝苏”机铸制钱多地铸造论

拜读《中国钱币》2008年第4期发表的《“宝苏”机制制钱铸地探寻》（下简称“探寻”）一文,该文结论是“江南制造局才真正是‘宝苏’机制制钱的唯一铸造地”。笔者据现有史料和钱币实物研究,对“探寻”的结论不敢苟同,“宝苏”机铸制钱应该是多地铸造,“探寻”指为唯一铸地的江南制造局并非是“宝苏”机铸制钱的主要铸地。     

“文革”:小品“四类分子”生活记“趣”

1、从新四军到“新四类” 我在“史无前例”时,被史无前例地打成反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押回原籍,与村里原有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由此开始了我的“四类分子”生活。 第一天劳动中,几位“四类分子”老前辈,对我表示了某种欢迎和关切,我家近邻的那个地主分子对我叹惜道:“我原以为我们这些四类分子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想到还会有新的四类分子,更没想到你会当上这新四类分子。” 一个富农分子也同情地对我说:“是呀!我记得你从小当了新四军,怎么革命…     

出土简帛文献注释商兑

本文对行前除道仪式中的“五画地”、制作药剂之“卒”法、 秦汉腊祭之期以及“土五光”等注文进行了新的考察，认为“五画地”即“午画地”，是指在地上画纵横交叉的十字形符号；“卒”应读为“焠”，是古代制作药剂的一种方法；秦汉“腊”祭之期不同，以“冬至后三戊”日为腊期是汉代特有；“土五光”即“士伍光”，是除道仪式的施行者，而非画地的行为。     

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并行地发生了两场后来彼此相遇的“后现代事件”,其一是发生于民间社会的“民俗复兴”,其二是发生在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界的“范式转换”,当二者终于因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的“田野研究”而直接照面,它们各自最初并不明确的实践意义就通过双方的对话而逐渐显现出来,即：“民俗复兴”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语境中,普通民众借助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差异性的承认而不自觉地表达的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普遍性要求;而民间文学一民俗学学科的“范式转换”则并非仅仅是后现代知识氛围中马林诺夫斯基式的从文本研究到语境研究的认识方法论转型,同时也是从对“个体的人”的遮蔽到对“人的自由”之祛蔽的必然性论证,因而是自觉地践行的先验论即实践目的论转向。由此“民俗复兴”与民间文学一民俗学“范式转换”之间共同的实践目的（意义）,就合逻辑地推导出“公民社会”的“古典理想”这一“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而康德启蒙哲学的“自由”理念（作为判断力范型）,则为“民俗复兴”在实践上的合法性,以及“民俗复兴”（作为经验事实）与“公民社会”（作为先验理想）之间的先天综合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提供了辩护的可能。     

“笔部队”：日本情报部门的侵华秘密武器

拿破仑曾说：一支鹅毛笔能抵三千毛瑟枪。日本人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从明治时代（1868—1911）开始,无论是早期对“大东亚共荣圈”的鼓吹,还是后来“大陆开拓文学”对满洲移民侵略活动的粉饰,都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实施“文坛总动员”,召集大批文人、记者,组建了一支“笔部队”,发动声势浩大的“笔征”。这支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杀人     

爱的蜂蜜

太阳火辣辣的,狗吐着舌头,蝉不停地叫着。我穿着短衣短裤走在弯弯的山路上。到了爷爷奶奶家f3口,我开心地喊：“爷爷奶奶,我来了。”“乖孙女,你来啦!吃饭了吗？”奶奶欣喜地问。“吃了。”我点点头。爷爷在厨房里,对我笑了笑。     

告地策研究评述

告地策是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丧葬文书,对这类出土文书,学术界曾先后称为“告地下文书”、“告墓牍”、“衣物券”、“文告牍”、“告地书”等。自黄盛璋提出“告地策”这一名称（《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称钱衡、告地策与历史地理问题》,《考古》1977年第1期）,后来学者大多沿用。     

爱的童言

5岁的女儿有个习惯,夜夜必得枕着一个故事方可入眠,她的睡梦被奢侈地装饰了,而我则需要绞尽脑汁。刚巧,看到网络上有个风靡全球的flash,那对可爱的兔子母子的对话,充满了柔情蜜意。不妨拿来一用。我俯在女儿的耳边,低低地:“妈妈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女儿好奇了。“就是:你有多爱妈妈呢?”“非常爱。”女儿不假思索地回答。“兔宝宝可不这么说。”“那它是怎么说的呢?”女儿急不可耐,好奇心像被注入了酵母,迅速地膨胀。“兔宝宝把手臂最大地张开,对它妈妈说‘,我爱你这么多。’”“兔宝宝的手臂才有多长呀?就这么一点点爱啊!”女…     

巴中“九天玄女地券”考

1997年7月25日;巴中市风溪乡十三村村民,在夏季水利大修工程中挖出一方刻有文字的小石碑,文管所接报告后,立即派员前往,除征集的小石碑外,还征集了不少古铁钱,通过对小石碑的文字内容研究,认定是“买地券”,古钱是宋代钱币,笔者就小石碑的安放方法、制作工艺、形制规格、名称内容、图案符号、文化内涵与一般“地券”进行了比较研究,现拟文于后：一、地券的名称、安放方法及文化内涵风溪乡出土的这方“地券”,以醒目的八个楷书字体标明“九天玄女地券宝字”,笔者依此称之为“九天玄女地券”（本文简称“地券”）。（一）“地券…     

“蒿里父老”及其相关问题的探析

在唐宋墓葬出土的明器神煞中,蒿里父老俑最为常见。关于“蒿里父老俑”有以下几个问题,即蒿里父老俑起源于何时,其产生与“魂归蒿里”的传统观念是否有关,在一些买地券、镇墓文以及传世的堪舆风水书中所见的“丈人”与“蒿里父老”是否为同义词？本文从带有“蒿间”铭文的曾姬无卹壶入手,对“蒿里”一词所产生的时间,蒿里父老俑的由来,买地券、镇墓文等书中所见的“丈人”进行探析。     

自然之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美,美在“顺应天常”的规律。美在“天人合一”的和谐,美在“惜生爱物”的伦理,美在“寡欲节用”的矜持。而这种价值观,我们曾经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