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与国家治理

<正>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唐代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前期实行的"统收统支"体制,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法制规范相当齐备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后期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地方财政收支挂钩,成为真正意义的一级财政主体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前后期实行的不同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也不同。     

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正>北宋人对本朝超迈唐代的财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效果颇为自得,称宋太宗朝岁入缗钱已"两倍于唐室矣",(4)两税收入"租增唐七倍",加上夏税,"无虑十倍",(5)又称北宋财用"十倍于汉,五倍于唐"。(6)程颐说北宋"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第一事即"百年无内乱"。那么,北宋财政能力从何而来,与国家治理之间关系如何?本文在已有专题研究基础上,拟做一综合和整体的讨论。     

从国家财政体制转型的视角看一条鞭法

<正>一条鞭法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学界一般都是从人头税到土地税、从实物税和劳役到货币赋税演变的脉络对其加以认识。但是,所谓"一条鞭(编)",其意义的指向,其实更着重在"总收分解",即财用资源的核算、收集与分派上。也就是说,一条鞭法在更本质的层面上是王朝财政体制的转型。一条鞭法的"总收分解",首先直接带来的变化,是原来里甲编户承当的赋税、差役、物料、经费诸项名目以同一原则、同一征缴手段合并在一起缴纳。不过,     

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

译者按本文作者系韩国汉城国立大学东洋史学系朴汉济教授。原稿于１９９０年发表于汉城《泰东古典研究》第６辑。同年作者在应邀赴日本东京茶之水女子大学任短期研究员期间,接受了该校教授穴洼添庆文先生的部分意见和建议,对原文进行了删改,而后由该校博士研究生尹素英...     

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

近代早期英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税赋和公共信贷两大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财政体制的建成即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这种体制既维护了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阶层的根本利益,又强固了英国国家政权的财政基础,并在推动英国大肆进行争霸战争和对外扩张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北魏分定姓族与郡姓体制北大核心

北魏分定姓族,包括汉人郡姓和代人姓族的评定,确立了以“郡姓体制”为核心的新门阀制度。汉人郡姓评定、确认郡姓分布格局和评定郡姓等级,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内核;构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的姓族秩序,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外延。代人姓族评定、改迁洛代人为河南人和促成代人姓族“郡姓化”,是对“郡姓体制”的补充和完善。“郡姓体制”将胡汉大族纳入新门阀制度中,具有整合汉人士族和代人勋贵的功能。此后,“郡姓体制”长期成为北朝隋唐门阀制度的核心。     

清中后期西南边疆田赋蠲缓与国家财政治理

清代西南边疆田赋虽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大,但关系国计民生,事涉边疆安全与稳定发展。清廷对其财政治理主要表现在应对灾荒与战乱的田赋蠲缓、减轻民众赋税负担的普免积欠和整治田赋征缴积弊。1799-1911年清廷蠲缓云南田赋总额近乎免除该省17年田赋之额征,其中荒田赋额占蠲缓总额的95%,且历经多年未能规复。户部认为外省田赋征缴积弊严重,清廷因此加强财政治理,在西南边疆推行钱粮征信册制度,但受多种因素困扰,实行十年收效甚微。尽管地方官员多否认田赋征缴积弊,但西南边疆普遍存在土地清丈未行、册籍缺失不实、制度执行走样、例荒例灾捏报、官吏因循疲玩等弊端,且延续至民国时期。     

河堤谒者与汉代黄河国家治理体制的构建

汉代针对河患设立河堤谒者,开创了国家对黄河的切实有效管理。我国水利职官的设置由来已久,河堤谒者的出现表明水政管理的专门化和具体化。文章通过分析河堤谒者的组织构成、职能分工、机构运转、功能成效,可见黄河国家治理体制已开始建立,反映了汉代水官体系的调整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协调能力和治河效能,并对王景治河后黄河“八百年安流”局面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也对后世河政产生深远影响。     

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

正目次一沙岭壁画墓、尉迟定州墓、梁拔胡墓与平城时代前期墓葬的文化特征二宋绍祖墓与平城时代后期墓葬的文化特征三平城地区前、后双主室墓的出现及其政治背景四平城墓葬文化转型的动力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始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止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这九十七年间,有学者称为"平城时代"~([1])。由于建都,平城从边郡之地发展成中国北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大批移民迁入,大量财富汇聚,自魏晋以来文化荒芜的面貌得到彻底改观,为北朝晚期文化走出低谷、迎来隋唐盛世文     

论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与私有土地产权及财政考虑

唐朝首次从保护公私土地产权的角度，在法律文本中使用“盗耕种”作为法律术语，并制定专门的《盗耕种法》;宋朝继承并细化了唐朝的《盗耕种法》,新增《匿税法》等，司法具有纠查逃税的财政效果。唐五代和宋朝为了鼓励他人合法耕种大量存在的私有逃田并交纳赋税，多次调整逃田产权处置制度，宋朝还制定了《逃田法》,作为与《盗耕种法》并行的经济法规，均表现出以是否交纳赋税作为判决盗耕种逃田的关键依据的司法倾向。综合来看，唐宋国家对以私有田产为主的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是有前提，或者说是有限度的，一旦国家财政利益与维护私有财产权益发生冲突，司法优先考虑的是保障国家的财政利益。     

北魏国家保障军粮供给问题的考察

北魏国家为军队作战规定了保证军粮供给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军粮的征集、军粮的储备与管理以及军粮的转运。北魏国家征集军粮,主要依赖田租的征收。但也以“和籴”法获得军粮,并且,还推广屯田,以增加所需军粮。北魏国家在首都设置太仓,在地方州、军镇、郡都设置通用的仓廪储备军粮。这些仓廪储备的粮食都设专门官员管理。北魏国家通过陆路、水路转运军粮。转运军粮的人力,开始使用归顺北魏的少数民族部落民。从太武帝以后,主要为服徭役的编户民。转运的畜力,则是为国家掌握的马、牛、驴等牲畜。至于转运军粮需要的车辆、舟船,主要由官营手工作场制造。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就使军队需要的军粮获得了可靠的保证。     

教廷财政的近代转型

学术界一般认为,天主教是一种保守而顽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西方社会的近代转型。本通过对近代早期教廷财政制度的考察,认为从15世纪起,罗马教廷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依赖其封建特权为生到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度日。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教廷传统的财政机制,也使教廷财政与近代金融市场融为一体,迫使教廷的经济生活纳入新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原则的运行中。教廷特权阶层已与商人、银行家等资产家族结成同盟。这证明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世俗政府更为保守,其制度变迁并不是反常的逆流。     

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

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张神根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是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影响财政分配在整个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份额,政府职能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影响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在整个财政分配中的份额...     

谶纬与北魏建国

"当涂高"、"真人出"、"五胡运终"等谶的流行,反映了魏晋、五胡时期北方地区潜流涌动、易动难安的政治生态和乱久思治的社会呼声,对北魏建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考虑北魏国号及相关问题,理解当时设计施行的整套制度时,"当涂高"等谶实际是一种不可缺位的要素,其所蕴内涵之丰富深刻,所施影响之直接、重大,地位当不在经学及诸前朝典章故事之下。由于这些谶记皆可溯源至汉,所寓之义多在汉魏以来的政治正统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拓跋氏定国号和相应建制的直接影响,也就集中说明了北魏建立的思想背景之复杂,及其受华夏文化影响要较五胡政权更为深入和系统。     

北魏洛阳城与龙门石窟

<正>北魏洛阳城自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迁都始,历经宣武帝、孝明帝、孝庄帝、孝武帝等,至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迁都邺城,前后共计41年时间,经历了始建、繁荣、废弃几个阶段。龙门石窟自太和年间开凿,迄至隋唐盛期,位列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其中北魏时期的石刻造像占有重要的地位。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对了解洛阳城的丰富内涵、龙门石窟的造像沿革,具有重要价值。一、北魏洛阳城建与同期龙门石窟之沿革北魏洛阳城是在魏晋洛阳城故址之上的又     

丝绸之路与北魏平城

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时代为沟通东西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丝绸之路上的平城作了论述,主要对平城为中心的路线考察,平城时代对丝绸之路的经营,这一时期东西交流的成果,具体从器物、技术、生活艺术等各个方面来展开。     

清代贵州特色财政结构与苗疆治理

清代苗疆相关财政政策的核心是民苗隔离,并经常推行“无亩”的特色收税制度,结果严重限制了财税基本单位田亩的扩大,更由此削弱了对苗疆的社会与经济管制能力。清代的以民苗隔离为主导的苗疆政策导致了对整个财税系统和社会稳定的恶性循环,清朝的苗疆治理越治越乱。但同时清朝的封禁政策、对内地交通要道地区过重的田赋、商税等征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汉人农民、商人更加积极地违禁进入苗人地区,与苗人杂居、交流,在长远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与共处。     

秦汉经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治理

<正>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秦汉经济制度也不例外,其作用重大,在大一统国家治理中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研究。一、秦汉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的经济制度,奠基于商鞅变法以来的制度设计,大致奠定了整个秦汉时代的制度基础。为了维护和巩固秦汉王朝的统治,这套体系庞大的经济制度主要用以规范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经济权利与义务。沿袭先秦以来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秦汉国家设置了相应的制度规范。《汉书·食货志》称:"士农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统治集团内开始形成了军阀官僚、地方督抚专权的局面。这一方面暂时加强了清政府的统治,使得它能在农民革命的巨大浪潮中免于覆没;同时,又激化了它内部的矛盾,从另一方面不断削弱着它的统治基础。清代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