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

唐宋时期瘴气、瘴病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区,瘴病主要分布于四川南部泸、黎、戎州一线、长江三峡地区、云贵高原及岭南广西盆地,瘿病主要分布于秦巴山区、川西北山区及长江三峡一带。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察认为,唐宋时期知识阶层经历了对以瘴病为主的地方性疾病由盲目恐惧悲观到不懈地探索及医学应对转变过程,其中对瘴气的地理学认识、瘴病的预防及辩证治疗最有成就,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西南、岭南地区地理复杂性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付瘴病方面士人积极进行移风易俗运动,从根本上倡导文明进步的应对观念行为,不仅对西南、岭南疾病地理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而且在应对以瘴为主的环境疾病,推动西南、岭南地区社会文明进步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

1932年的霍乱遍及全国,尤以陕西省最为严重。本文主要依据当时的报刊资料对此次霍乱在陕西省的发生、流行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进行分析,认为此次陕西省的霍乱疫情蔓延60个县,死亡人数13万以上;呈现出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的特征;至于霍乱疫情的发生有外地传来和本地引发两种可能;社会各界因社会地位、职责等的不同,在应对霍乱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采取的措施也就各异。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本文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性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北半球中纬度地带气候变暖影响,中国气象灾害频发。1932年中国23个省市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病。这次霍乱疫病的最大特点是受灾面积广、内陆省区受害重,陕西省死亡人口多达20万。究其原因,它是陕西自然与社会环境脆弱性的集中体现,也是霍乱等外源性传染病进入内陆过程的一个集中反映。1932年陕西霍乱是疫病从东向西传播的一个关键节点,是现代性经济扩张的直接结果,可以作为探讨内陆省区近代化过程的一个新维度。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 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从“社会”的视角思考政治——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话语的重要转变

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人热衷于从拟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谈论人普遍享有的"自然权利"。这种思考政治的方式在法国大革命遭遇挫折后饱受批评。不少人认为,它过于抽象并且轻视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保守派、自由派,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家,大都关注历史研究,并且从"社会"的视角来思考政治,于是带有强烈历史意识的社会学说纷纷兴起。基佐把"社会状况"视为比"政治制度"更为根本的因素,他关于文明史的研究就是考察欧洲社会变迁的一次成功尝试。圣西门倡导用实证与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与社会,摒弃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回归到社会事实本身来思考政治。实证和科学的精神渗透到19世纪的各种思潮中,促成了观念与经验的互动,这一切有助于法国顺利完成政治现代化的转型。     

中介论——互动的空间

传统反映论文艺观认为,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决定论或线性因果论,把人对事物的认识过程看成是人对事物的反映。中介论文艺观认为,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建立联系,相互作用并相互转化,这是一个双向、能动、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中介论建构了一个更系统、更科学的理论框架,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展现了一个互动的空间。     

从1902年霍乱传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会

在晚清行将告罄的1902年,霍乱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指标,敏感地反映了开埠通商前后中国北方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疫区的盈缩反映出区域商贸交往体系的成型及港口的兴衰;城乡传播模式的沿海环绕及内陆、沿海轻重疫区的清晰分层则暗示出其时区域人口交往密度的沿海大倾斜。而现代交通工具的介入,则从速度上悄然影响着霍乱的传播区域。     

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文明传播的偏向与当代文明的危机——伊尼斯传播哲学中的历史智慧

伊尼斯认为,文明在确立、生长、扩张与绵延的过程中会不断遭遇传播问题：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否合理流动分配、文化价值是否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是这一文明能否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而在外部扩张上,文明对自然的开发是否超过自然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文明是否能合理对待其他文明中的社区与人群,更成为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文明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偏向”与失衡,往往致文明以死地。文明传播的悖论在于：文明在物质、技术以及媒介层面的进步,常常打乱了固有的文明传播秩序,尤其是文化信息的骤然增加与分歧杂乱,使原本共享共信的文明价值被怀疑并否弃,最终使文明成为传播的牺牲品。文明由于传播的偏向而堕入战乱、崩溃等非文明的野蛮状态。     

方志理论探讨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孟庆斌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对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夏天,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的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进行探讨。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文章分析     

“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探讨

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针对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的弊病,对经济史研究方法展开了积极地探讨。主张从问题入手、广搜史料、寻绎结论,强调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比照西方经济史以及倡导"综合研究法",形成了学派鲜明的治史风格。但其治史方法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局限,尤其是未能全面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而是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食货派学术生命过早的终结,与其治史方法自身的缺陷不无关系。     

柴尔德与20世纪90年代的关系(摘译)

炊格尔在章中考察了柴尔德学术思想的适应范围、创造性和局限,他认为柴尔德为二十世纪的三次主要的考古学运动：历史化、过程和后过程,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过程论和后过程论考古学最新的观点。他是历史化考古学的一个奠基人和主要的倡导,并促进了政治和经济研究方法的开辟。     

由技术而观念:注射知识与实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近代注射知识与实践是西方医学传入的重要内容之一。晚清与民国时期,来华传教士、医学界及医药业等采用多种传播手段与途径,传播注射疗法。社会大众在疗效的对比中,对注射疗法的态度总体经历从怀疑到认可的转变过程,又兼有既接纳又排斥的复杂面相。同时,注射知识在华传播也丰富了大众及专业词汇,改造了"注射"一词的含义,其滥用还引发各级政府对注射器具的政策转变与制度化努力。由此,注射疗法兼具表层文化的工具性和深层文化的价值性,其在华传播经历了由治病而攻心、由技术而观念的过程,体现了技术进步、大众观念、社会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于方志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在方志的发展过程中,对方志的研究对象,方志界曾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历史上有“地理派”与“历史派”之争,近年来有“资料性著述”、“百科体”的讨论。应当肯定,这些探讨都在一定范围内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志书的编纂实践活动。但是也应该指出以往的讨论,或囿于狭窄的范围,或偏重于具体编纂方法的研讨,而真正论及方志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研究对象的却很少。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一门科学的存     

北宋定州军人的佛事活动以开元寺塔内石刻文献为中心的探讨

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内石刻保留了大量北宋定州区域的佛教社邑组织的信息,参加的有军人及其家属,本文利用这些珍贵的石刻资料,对北宋定州区域各番号驻军参加佛事活动进行了分析统计,认为定州军人,尤其是中下层军人,是参加佛教社邑组织及日常佛事活动的重要成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当时佛教兴盛、受军人家属的影响及基层军人的生活困苦。     

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的传播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基本指导理论 ,早在中共成立以前 ,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宣传介绍这一理论。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都涉猎过关于唯物史观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理论观点 ,都被他们所重视而先后提到 ,形成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壮大了清末国人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论史家修养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史学发展要求,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家修养论,对史家修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如果运用传统史学的才、学、识、德来概括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关于史才,着重论述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治史方法和撰述的技艺问题;关于史学,主要论述了专与通,拓展知识的途径,掌握外语的重要性问题;关于史识,主要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学习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关于史德,倡导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提倡谦虚谨慎和勇于学术创新的品质。他们的史家修养论是中国现代史家修养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史家提高自身修养有重要启示。     

医贵乎精 仁术济世——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科专家陈桂芳的杏林之路

"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这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给西方行医者留下的传世誓词。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古今中外的医学界都倡导高尚医德、良好医风,以及人道主义和仁     

试论莱佛士在爪哇的殖民改革

莱佛士1812—1816年担任英属爪哇岛副总督期间推行了触及爪哇旧有社会的司法、行政、土地及税收等制度的改革,并主张自由贸易和废除奴隶制,为当地农业社会的发展制定了基本框架,是爪哇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改革之一。本文①认为,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莱佛士殖民政府没能始终坚持改革立场,再加上中下层官吏权力的畸形膨胀,导致社会日益失衡,这是其改革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