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

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 ,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 ,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循吏理讼

循吏是封建时代地方官吏的优秀典型。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循吏列传》后,2000多年间,生平治绩能被国史载入《循吏传》,一直是地方官员的热切向往和期盼。汉宣帝曾动情地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序》)这里提出的“政平”、“讼理”,既是中央王朝也是小民百娃对官员治绩的最佳期望值,更是史官选择《循吏传》的一个硬务件。所谓“政平”,即办事公平公正,使社会安定祥和。所谓“讼理”, 即及时依法判理诉讼,而无冤滞。“讼理”是“政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政平”的重要途径。历代的循吏们,都将“讼理”作为施政的一个     

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

唐末五代以来,抚州金溪流传着一则与炼银有关的二孝女故事,其中蕴含着彰扬孝烈的教化性文化资源、宣扬仁政的政治性文化资源和保护地方利益的经济性文化资源。二孝女祠祀以元代为最盛。世祖中后期,献利之风盛行,金溪利用该故事躲过了赋银危险。此后,在持续的银赋紧张感推动之下,二孝女祠祀不断被巩固和规范,金溪县人还在日益活跃的诸神请封活动影响之下,力争使二孝女进入祀典。但是,因元代一般不加封非祀典之神、此祠祀少有巫鬼色彩而缺乏广泛的民间影响以及其中隐含的国家和地方利益冲突,二孝女入典归于失败。这一祠祀反映了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元朝对于笼络和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漫不用心。     

给《眉山县志》补一史实

笔者在翻阅《眉山县志》（民国12年版）时,读到三苏祠的来历,是从元代改宅为祠。后历代官员为苏祠修整扩建,达到新中国前的规模。后又翻阅了1988年和1992年两版县志,也记载了三苏祠从古至今的一些史实。     

傅青主入祀乡贤与三立祠考

<正>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文庙初为祭祀孔子的庙宇建筑,逐步发展成为宣扬文教的重要场所。作为文庙重要附属建筑的名宦祠与乡贤祠,也同时成为地方祭祀的重要场合,对于扬善惩恶、劝风引俗、稳定社会,乃至教化百姓、扶风辅政、崇德报功等方面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其中乡贤祠在扶翼圣门彰显人伦、激励后人追崇和化民导俗等方面,教化作用更为突出,     

里耶秦简《祠律》考述

里耶秦简中有<祠律>及秦迁陵县祭祀先农等神祇的记载,为了解秦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管制政策提供了珍贵材料,也反映出当时宗教祭祀仪式已是中央及地方行政的组成部分,是各级官员的法定职责及义务.据此还可确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关宗教祭祀的解释应是对秦<祠律>条文的解释.     

唐代柳宗元“罗池神”形象与神话述论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病逝后,柳州百姓自发地为其立庙祭祀,尊为"罗池神",并由此衍生出诸多关于他的神话传说。这些尊神行为没有触及儒家的礼制,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默许。但柳宗元贬官的身份以及唐代严苛的地方祠祀政策,使其只能以"民间之神"的身份存世。同时唐后期政局动荡,中央对地方的文化控制力大为减弱,也使得柳州的"罗池神"信仰得以保存延续。     

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

唐代地方官府在水旱祈祷获验后所立的祠庙碑,碑文在文本创作上具有一定共性,即赞美神祇与颂扬德政,但这仅仅是祠庙碑所要表达意涵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应该暗藏着某种历史特殊性。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例,石刻文字反映出这样一种史实:地方官府为了保护辖区内重要泉水资源不被破坏,利用当地民众浓厚的泉水祠神信仰,在官方控制与信仰强化的理念下,通过实施水旱祈祷、修建祠庙、建立碑石等仪式,间接地完成了对泉水资源的保护与掌控。水旱祈祷仪式是表相,水资源保护才是真相。为了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长期维持下去,碑刻在这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碑文不仅按照祠庙碑应有的叙述结构描写神祠灵验、官员德政等内容,以达到宣扬神祇、赞颂官员之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字将当时的官方控制理念与盛大仪式现场进行选择性地再现,从而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得以持久传承。祠庙碑的建立体现出唐代地方官府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是地方官府实现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明清乡贤考据述论

乡贤考据就是对乡贤的履历、功绩、乡里、封爵、官职等进行钩沉、考证,作为一种学术手段,为明清时期编撰乡贤传记、厘定乡贤祠祀提供准确历史信息。从事乡贤考据者主要有地方官员、地方士人和乡贤后裔,虽同是考据,但各自有着不同的旨趣和情怀。从学术特点看,乡贤考据以史、志为根本,重口碑乡评,主张考证必有所据,与"乾嘉考据"既有不同,亦有相通之处。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烈士祠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记忆

民国时期为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各地将传统的昭忠祠等改建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的烈士祠,由此,烈士祠(或忠烈祠)成为辛亥革命记忆的空间.作为国家祭祀革命先烈的场所,忠烈祠或烈士祠在民国时期辛亥革命纪念空间中占据重要地位,且逐步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具有神圣的定位.民国时期的烈士祠虽然保留着传统祠堂的形式,但其纪念仪式、内部陈设既...     

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

<正>正史《循吏传》研究首先以文本为要，文本研究须明确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笔者近两年通读19部正史《循吏传》,发现正史《循吏传》不仅传名各有变化，或曰《循吏》,或曰《良吏》《良政》《能吏》,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前后亦有变化。《史记》首设《循吏传》,列于类传之首。《史记·循吏传》记载了春秋时期的5位循吏。孙叔敖为楚国相，功绩卓著，司马迁仅记其“施教导民”“政缓禁止”⁽(1))等事迹，以及“三相楚而心愈卑”⁽(2))的人品修为。     

于祠祈梦的习俗与故事

祈梦风俗的出现,既继承了古老的梦占传统,又是北宋以后科举制度日益重要、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杭州于祠祈梦风俗的流行,伴随着于谦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被逐步神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于谦与“梦”之间的故事,也被一层层地附会到于谦的传说中。《于少保萃忠全传》和《西湖佳话》等小说的流传,在于祠祈梦风俗的流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士人、官员是这一习俗最早的发起人和最主要的参与者,但晚明以后,商人、市民的加入,也使于祠祈梦的习俗和故事更加普遍化、多样化。     

清代循吏研究——以《吴中判牍》为中心

我国古代社会,官吏是皇帝与百姓间的桥梁,在诸多的官吏群体中,循吏是其中的典型。对循吏的记载,见诸于历代正史的"循吏传"。受儒家文化影响,循吏除遵守法律外,还因循人情。循吏所因循的人情,体现于正史循吏的政绩中,尤其是理讼中。《吴中判牍》为清代循吏蒯德模撰写,是清代循吏理讼实践的代表,以此为中心,可更好地研究清代循吏。     

‘绮亭公生祠’质疑

“绮亭公生祠”又称“百豫坊生祠”“绮亭陈公祠”等。它位于南海市西樵镇简村。简村为清末著名华侨实业家陈启沅的故乡,当地陈氏后人传说此祠堂系陈启沅为纪念其父“绮亭公”所建的“生祠”,故有“绮亭公生祠”之说。又因当年祠堂边陈启沅还建有由十七幢     

澳门福德祠等土地社稷神坛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在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体系之中,土地社稷崇拜是最广为盛行和不可缺少的元素。从古至今,无论是在城市中的福德祠庙宇,还是遍及乡镇的土地神坛,它们不仅作为中国官方宗教信仰的代表,更是中国人对华夏宗亲血统身分和文化认同的纽带。在澳门社区,福德祠和土地社稷神坛是凝聚华人团结,保存中国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场所,这与东南亚各国的情况极为相似,充分展现了中华历史文化在时空和文化上的关联和相互影响,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杰出文化象征。     

明清广西方志所见儒家祠祀体系——以府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广西方志以《祀典》《祠祀》等篇目专门记录国家祀典和地方祠祀的相关信息,具体呈现了这一时期儒家礼仪传统主导的祠祀体系在广西地区的基本格局。基于明清时期广西各府志中有关境内儒家祠祀的记载,可以窥见当地官方祠祀及社会礼俗的丰富图景,诠释地方祠祀体系所蕴含的礼乐教化与宗法制度框架,有利于理解儒家礼仪统摄下的地方知识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之间互动、共融的内在逻辑。     

麻将文化与藏族文化

西藏和平解放之前,麻将早已进入雪域高原,在贵族和地方官员中盛行。据说,拉萨曾有赌场出现,主要以麻将为赌具。而且还有几名专业赌棍,以技术高超、胆气过人而驰名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前,由于打麻将的大都是达官贵人,上层人士,因此所用的麻将也很考究。五十年代中期进     

清代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学宫乡贤祠事件探析

正明清时期,学宫之内一般都设有乡贤祠,所祀人物为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的地方先贤,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所谓父祖享祀乡贤祠,乃光宗耀祖,门楣有幸。但由于地方政府和民间家族的力量运作其中,清代一些地方乡贤祠出现"祀非其人",遭致乡绅抗议的情况。如清嘉庆年间,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