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德国“历史传记之争”及其史学启示

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围绕历史传记的目的、写法与本质等问题,专业历史学家与红极一时的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公共领域展开了一场大辩论。除却它所涉及到的政治立场之争外,将之界定为"新史学"还是"历史通俗文学"的讨论,实际上关涉论辩双方对19世纪以来史学功能与书写形式的不同认识,应被视作历史主义危机的表现之一。这场争议虽然因路德维希的个人命运变化、其观点的肤浅性以及反对势力的强大与顽固而不了了之,但在德国史学范式最终告别历史主义后,它获得了被重新解读的契机,并让专业历史学家们再次思考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合理化的方法及其必要性。     

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

由于古典学术传统中对历史与传记在体裁上的区分,奈波斯、普鲁塔克的传记往往被视为不具备史学性质的作品,而在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对色诺芬、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比较显示,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成果实际上代表了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传记文学向传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在传记作品的史学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贡献理应得到当代史学家们更多的重视。     

历史文本演化下的人物形象变迁:以萧山楼英传记为例

文献多有明代浙江萧山名医楼英入京为明太祖朱元璋治病的记载,但考查明清至今方志、宗谱中的楼英传记,发现这是一个在文本修饰中不断演化、加上口头传扬而形成的故事。精英阶层在楼英传记中为其"儒而未仕"进行委婉修饰,却促进了大众文化中楼英形象的"神仙化"转变,有必要通过文本回溯进行区分,慎重书写现代史志文本。     

中国的传记写作

任何社会的传记写作不仅展示了作者们的动机、主见和兴趣,也揭示了那些撰述传主的个人和全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传记写作是最有用的史料,但是在应用这种材料时,他应该清醒地看到它们对于成书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而对于研究中国史的西方历史学家来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级的观点和意识,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极不相同的社会地位这两个方面,使这种清醒的理解倍加重要。     

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及其成因新探

后人对柳宗元多种体裁的文章都有很高的评价,除了著名的山水游记散文,传记散文也别具特色,从柳宗元开始,出现为普通人立传的文章,这些文章被后人称作传记散文,其个性的语言和取材,使得文章具有传奇小说色彩,这些与柳宗元的个人经历和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通过笔者的粗浅研究能对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和其成因有进一步探寻。     

雅克·勒高夫对新传记的探索

20世纪后期法国出现的传记回归对年鉴学派提出了挑战。雅克·勒高夫对此进行回应,倡导把结构分析方法与传记体裁融为一体的"新传记",并撰写了《圣路易》。勒高夫通过解构史料把握圣路易与历史表征或"典范"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而在圣路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解释和呈现"真实的"圣路易。《圣路易》赢得学界诸多赞誉,但也提出新问题,即,如何实现科学的史学方法与个体化的叙述方法的有机融合,又能同时保持传记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无论如何,《圣路易》是史家进一步探索新传记的重要基点。     

书写情感的历史

正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选择"书写情感的历史"作为大会的主题会议,在很多方面值得关注。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获得了日趋广泛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对其研究重点、研究方法论、研究目标及它与历史学家的相关性的强烈兴趣。这一选择必将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情感历史研究的吸引力。一、情感的转向     

英雄人物传记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英雄人物传记通过对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揭示,不但反映出在重大变革时期个人力量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也让普通人从英雄人物的成长经历、奋斗历程贴近他们生活的时代,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并得到启发。但是,某些英雄人物传记写作采取直线思维,赋予英雄超人般的童年,把英雄人物写得高不可攀,丧失了它本应有的教育功能。本文就英雄人物传记写作中的这种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仅在于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还在于他们的这种主观努力与客观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因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从而成为后人仿效的典范。历史上的英雄、伟人一旦变成被仿效的典范,就会成为人们“个人身份的依据”,成为“鼓舞力量”,深深影响其一生。见贤而思齐,自古以来,人们都有向历史上的“模范”看齐的自觉,汉魏时代,人们以古圣先贤的名字为自己命名,就体现了这种倾向①。历史上的“模范”能给人生以积极的影响,好的英雄人物传记能让人产生“有为者亦若是”的动力,写好英雄人物传记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英雄人物传记要起到启迪人、教育人的作用,应该引导人们向英雄学习,而不是盲目崇拜英雄、迷信英雄。这就要求英雄人物传记实事求是地揭示英雄人物的...     

历史经验与“乡愁”——论安克斯密特的后现代历史经验理论

安克斯密特自发表其《崇高的历史经验》(2005)以来,学界多认为他由语言向经验的转向是不成功的,但对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却少有论述。事实上,在之前的《历史与转义》(1994)一书中,安氏就曾对历史经验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在这里,他通过与"乡愁"经验相联系,阐述了一种"后现代历史经验"理论。这是一种过去与现在间存在差异的经验,是一种不能为历史学家所叙述的经验。分析这一少为学者所论及的论述可以发现,安氏的历史经验理论与人们的通常理解有很大差异,并在一开始就与个体主义捆绑在一起,这正是安氏的经验转向受到拒绝的重要原因。不过,鉴于历史学与个体主义的关系至今仍未有定论,我们应以开放之心态思考这一理论。     

让材料自己说话——浅论当前历史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势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束星北档案》等著作,代表了当前历史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势。《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文本近似历史叙事散文;《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的文本更接近史学论文;而《束星北档案》则类同电视记录片的文稿。这些著作共有的特点是:在修撰方式上,大量运用了第一手材料;在文本风格上,力求作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写作理念上,坚持真实第一,尊重历史。这一趋势非常值得重视。     

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

本文主要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西藏历史上曾经大量著述的历史文本,即宗教人物传记。在这类传记中,西藏传统上有其特殊的分类体系和传统写作样本。传记的形式、流传的方式也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传记都有所不同。在西藏,传记在藏传佛教中被看作属于一种文本"传规"(lung-rgyun),具有特别的含义。传记传流方式对于藏族史学影响也很大,以至于传记成为藏族史学著作中数量最多的文本。对于西藏宗教传记的文化特点、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加以全方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藏族文化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在“传记”和“历史”之间——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叙事模式探析

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作为一部以道德劝谕为写作目的的传记作品,其创作基础却主要是历史叙事,这便使"传记"和"历史"在《名人传》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为应对这种紧张关系,普鲁塔克在写作方法上强调用"传记"引导"历史",通过他所认定的客观历史来记录传主的德性与事迹;而在面对非历史性材料时,他则时常对神话和神话人物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同时恳请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无法解释的神话、传说和人物轶事;此外,在传记的结构方面,他采用了类似现代比较史学若干特征的平行比较的方法。以上这些构成了《名人传》的基本叙事模式。     

传记传递的力量

我相信,很多书籍都让你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但我想说,读传记可以给你更大的力量。 在传记里,你将读到达尔文急忙用右手捏住一只稀有的甲虫,左手捏住另一只,突然,他又发现了第三只,也是非得到不可的标本。     

与《名人传记》共同成长

编辑同志:长期以来,阅读《名人传记》成为我的精神享受。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紧张的工作压力令人喘不过气来,放慢生活节奏、回归自然成为当下的新时尚,我只要有时间,就读《名人传记》。《名人传记》的信息量大,内容新颖,知识门类多,连续性强。丰富的文献资源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了解历史的方法有很多,阅读《名人传记》是我最为便捷的方式。     

“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之初探——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出发

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被定为"现实的个人"而非物质生产的原因在于:这一词汇包含了对"现实"(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现实进程)的关注和对"人类社会"的关注,较之物质生产概念更全面。同时,这一概念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紧密相关,马克思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理解历史矛盾,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总之,理解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特殊内涵及其在"唯物史观前提"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关键。     

《华阳国志》中的妇女传记与常璩的史识

常璩是两晋时期著名史学家。他的《华阳国志》为我国史学、方志学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本文单就《华阳国志》中妇女传记的史料价值、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和常璩对妇女历史地位与作用的独特识见三个方面来探索常璩卓越的史识 ,说明要全面研究评价常璩与《华阳国志》 ,其书的妇女传记资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及其启示

中国史学界很少关注传记学,而文学界却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记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传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然而,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表明,无论文学与史学曾经如何纠缠不清,传记学终归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撰写传记,只能严格遵守现代科学史学的原则,不应虚构。正是随着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传记学回归到其内在的历史属性,成为主流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主要是通过回归主流的民族国家史学而实现的,编纂国民集体传记、推动民族国家建设,是其重要标志。因此,科学化和民族国家化,是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基本特征。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华民族传记辞典》,从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启示;对开创我国历史学科新的增长点而言,也具有积极意义。     

马歇尔·霍奇森的世界历史思想

马歇尔·霍奇森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世界历史学家和伊斯兰学专家,美国世界历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指出,历史学家要努力摆脱各种已有思想观念导致的"预设"束缚,而让新的世界历史学科在史学学术中处于应有的核心地位。其尝试发展与世界历史学科相适应的方法论,从"跨区域图景"的视野出发看待世界历史和伊斯兰文明,得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分期,也重新解释了欧美的现代性。如何评介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并据此说明其在美国世界历史学科发展中所做贡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方志传记人物的记述

方志人物传记应有别于普通辞书、年鉴、报刊等的人物传记。传记人物要遵循以本籍为主,客籍为辅的原则;记载非国史人物与国史人物应把握要点,注意记述的侧重点。人物生卒年月日、籍贯、家庭出身、墓葬地的记载要详细;对于人物生卒年时序的排列,传记人物应以卒年为序,记述在世人物方以生年为序。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