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

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范金民苏州是宗族义田的发源地。但是自北宋皇年间范仲淹首先倡立义庄后,历经南宋、元、明三朝,苏州的义庄义田仍然寥寥无几。截至明末,苏州大体上只有宋代设立的４个和明代设立的８个义庄①。其真正获得发展,则是在清代。而其发展前后也不均衡...     

论清代义田的发展与成熟

清朝统治者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它很快地吸收了汉文化管理社会的一套机制,竭力革除了这套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并把宋代即为统治者利用的家族宗族制度加以发扬光大,作为家族宗法制度的经济基础的义田就成为清政府致力提倡的对象。雍正帝积极阐扬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鼓励宗族“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庄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就是要用宗法的经济基础——义田财产作为联系族众的工具。乾隆皇帝南巡到苏州时曾亲自去范仲淹祠堂察看,赐其园曰“高义”,并亲书匾额,又赏赐范氏后裔以貂币。清政府又规定:“义田如逢歉收,一概停捐,义田应完钱粮,州县官垫捐”。封建士大夫也积极总结过去义田发展的经验。方苞认为:“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亩,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衍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     

晚清民初苏州的宗族义庄

苏州地区的宗族义庄最早可上溯至北宋时期,其时范仲淹率先在苏州创建义庄,以后世家大族纷纷效法。创办义庄者要么财力雄厚,要么在朝廷为官,或者兼而为之。他们凭借财富和名望,在桑梓创设惠及宗族的义庄。     

立册存案，载入志乘：清代义田盗侵与宗族、官府应对

中国古代义田肇始于宋代,至清代鼎盛。伴随清代义田发展,盗侵现象亦呈多发之势。清代宗族、官府等踊跃捐输,支持义田发展,同时对义田盗侵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宗族主动申请将义田立案,经过官府层层审批,载入志书中备存。官府为义田创立者颁发执帖,并通过勒石建坊、颁给御书匾额、赏予顶戴等方式予以褒奖宣扬。对盗侵义田者,则订立法律规条,分类治罪处罚。乾隆年间发生两起义田侵没案件,反映了律法规条在义田保护方面缺乏应有的执行力,透射出官府保护义田之有心与乏力。     

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徽州祠祭

正徽州祠祭,是流行于徽州境内各宗族祭祀祖先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分族祭和房祭,祭祀内容有春祭、中元、秋祭、冬祭,先祖诞辰、先祖忌日等,最普遍和最隆重的祠祭是春秋二祭和冬祭。徽州祠祭按照朱熹《家礼》的规定,整个祠祭活动过程组织完整,程序规范、仪式隆重,参祭人员必须整衣肃冠,由礼生读祭文,祭文写作有固定的格式。徽州     

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的,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的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碑刻所见明清民国陕西宗族制度与风习

陕西存世的碑刻丰富,其中有许多记载明清以来宗族问题的资料。将宗族谱系刻石,立于祠堂之中的碑谱,除了记忆世系功能之外,也是为了祠堂祭祖活动所需,谱牒是祖坟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祖先,一般是元旦拜贺,清明墓祭,冬至祠祭。族会依据祭祖时间可以分为清明会、冬至会,或统称为祭会。宗族利用祭祖对族人开展教育。祠堂是祭祀祖先的所在,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祠堂的维护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务。晚清时期的宗族活动显示出宗族与地方官府的密切互动关系。     

贵州企业公司第二任总经理陶桓棻

一、从部门经理到副总经理 陶桓棻（1905—1989．41,湖南岳阳人。他在兄妹12人中排行第9,故字咸九。其父陶幼澄,曾任湖北大冶县知事,读古文《义田记》受启发,购置田产,设“陶氏义庄”,资助族中贫困孩子读书。为使子女“俱有学行能世其家”,或送出求学深造,或求职发展。陶桓棻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曾担任国民党党部书记。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参与领导学生反对蒋介石,被捕入苏州监狱,后由好友杨显东营救出狱,旋入南京中国银行,任总管理处业务帮办。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南京沦陷后,到长沙任湖南省银行襄理兼业务科科长,不久到重庆中国银行供职。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宗谱》为例

山东青州邢氏原是务农的家族,在邢玠科举成功为官之后,转型为官宦之家,成为地方望族。从万历时的邢玠开始,到崇祯时的邢彤庭,邢氏从事宗族建设,制定并实践各种宗族制度,宗族乡约化、组织化。邢氏受到宋代程颐、程灏的宗会思想很大影响,通过"宗会"复兴"宗法"。这是宋以后宗族组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以往的宗族研究重视不够。邢氏也编修了族谱,有家庙或者家堂,将御赐的祭田作为族田,还设置了宗学、义仓,族长实际上就是宗正。邢玠受到苏洵苏氏谱法以及睦族主张的影响较大,邢氏族谱着眼于睦族,收录大量宗族制度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面貌大为改观,成为重要的民间文献。晚明不仅再造宗族,也再造了族谱,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族与族谱的基本形式。     

宗族社会与地域文明——以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为例

明清民国时期,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族有祠、宗有谱的宗族社会,宗族建设所馈留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体现在古墟落、祠堂、民居及文化建设的典籍和艺术珍品等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宗族社会聚落一方、营建一方的一般态势,也折射出宗族社会与地域文明的内在关联。     

从玉器纹饰看良渚文化宗教信仰中的两类因素

良渚文化的玉器纹饰可分为两类因素和三个主题。两类因素,即以鸟纹为代表的自然崇拜因素和以神人兽面纹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因素,体现出两种主次不同的崇拜形式,在纹饰上它们表现为两种基本主题,同时它们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完整的崇拜主题形式。两类因素各自有着不同的源流。鸟祖崇拜在华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尤其在大汶口文化中得到充分发展,在良渚文化中仍有一定的表现。而以直系祖先崇拜为主要内涵的神权宗教,通过对氏族宗教的融合,在良渚文化中发展到极致,其以兽面纹为代表的宗教内涵和艺术传统对商周青铜文化有重大影响。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

明清徽州社会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区域社会,盛行"仁让之风"、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婚姻门第是其中主要的几种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清徽州家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可低估。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家谱宣扬了"仁让"之风,通过家谱保持血缘纯洁性,也利用家谱维持婚姻的门第等级。     

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

明朝继承前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礼制,洪武、洪熙时配享之典基本定型。以洪武开国、永乐靖难的武臣配享,形成了与前代文、武兼配太庙的不同传统,终明不变。嘉靖时,明世宗对太庙功臣配享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先黜祀了姚广孝,再添祀了刘基和郭英,但这也是在祖制约束下的变动,反映了明代的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对国家宗庙祭礼的影响。     

明清边疆社会的习俗互化——以海南女性生活为例

不同族群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共同开发奠定了边疆社会的基本形态。秦汉以后,大陆移民就不断进入海南,他们在与其他族群共同开发海南的过程中也渐渐互化了习俗,女性在社会经济、婚姻家庭、衣着服饰等领域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汉黎风俗互化起了积极作用,在明清时期最终促成具有海南地方特色习俗的形成。     

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数量及反映的谱名与地区分布

对现存元人文集中所存族谱序跋数量重新统计,考订出现存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总计233篇,反映的族谱总数是222种。谱名中普遍使用的名称依次是族谱115种、家谱35种、世谱27种,以“族谱”最为流行。族谱反映的地区分布,前6名依次为江西80种、浙江37种、江苏13种,安徽12种、河北10种。元代“族谱”一词的流行和江西地区修谱盛行表明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特征。     

明清边疆社会的习俗互化——以海南女性生活为例

From the Qin and Han periods to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constant flow of people from China’s mainland to Hainan Island. These immigrants and indigenous people developed Hainan together. Particularl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adopted customs from each other. By tracing the changes of women’s lives in Hainan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paper studies how different ethnic customs influenced each other.     

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

明末以来,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为了缓和这种情况,地方士绅编纂各种劝善书以教化民众,试图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明代后期的江南士绅袁黄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善举运动的倡导者,袁黄的思想不仅对有清一代善书的编纂、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末以后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