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清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研究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民族迁徙交往的大舞台。古代新疆就与中原地区存在着相当规模的文化交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汉朝、唐朝和清朝。这些时期中原王朝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加强边疆治理,使得中原文化在边疆广为传播,与此同时西域各民族文化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这些交流现象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孕育发展着的交往与联系构成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基础。     

西北地区和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西北地区和亲文化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具有历史连贯性、主体复杂性和类型多样性等特点，反映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与广度。西北地区不同政权之间的联姻、西北地区诸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联姻、联结两个民族亲缘关系的联姻、联结多个民族亲缘关系的联姻，都在推进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使西北历史上各民族的存续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在中华民族由多元凝聚为一体的进程中深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塞上古韵——宁夏文物考古遗存述略

宁夏地理位置独特,历史文化多元,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碰撞的区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地区。本文以宁夏地理为出发点,以文物考古遗存为主要对象,梳理了宁夏四万年的历史脉络,进而实证宁夏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不忘历史 珍惜团结 捍卫和平

<正>新疆的历史是多民族休戚与共、交流融合的历史。纵观秦汉至清朝两千多年的历史,秦汉、隋唐与明清等王朝的全国性统一,以及匈奴、鲜卑、吐蕃、契丹、女真、党项等族的地区性统一,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深入交流交融,国家疆域更加巩固。各民族间的相互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特点。我父亲是锡伯族,母亲是汉族。1764年,锡伯族为了戍边,从遥远的东北长途跋涉迁徙到了祖国的最西端。     

从宋高宗配享大臣看宋孝宗朝的政治取向

配享皇帝庙庭,对于臣子来说是身后最大的殊荣,古代帝王也往往用配享庙庭来笼络臣子,赵宋王朝也继承了这一制度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南宋孝宗对高宗配享功臣的选择中,不仅彰显出对功臣的认可、激励臣子尽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高宗朝朝政治的取舍、孝宗的个人意志以及孝宗朝的政治取向。     

略论元朝的统治政策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所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政策不仅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统一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还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民族地区统治制度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贵州世居民族综述

在贵州高原上,生活着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畲、毛南、满、蒙古、仫佬、羌等十八个世居民族,他们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贵州,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创造了贵州多元一体、共生共容的民族历史文化景观。     

滇黔桂交界地区各民族的地方礼俗传统与区域社会整合

滇黔桂交界地区,壮、瑶、苗等民族的地方礼俗互动、礼俗传统实践及创造性转化,是中华文化在南岭民族走廊西段区域社会中整合作用的体现。各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与以道教为主的道释儒大传统之间长期的文化涵化过程,呈现出各民族交融共生基础之上大传统与小传统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新文化模式下的礼俗传统和价值观念,强化了各民族内部的社会秩序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949年以来,各民族礼俗传统在南岭走廊地域文化传统保障下,进一步推动了不同民族之间自主、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状貌和共有价值观念在更大社会范围的传递。道教主导的礼俗传统实践及文化价值认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区域内的具体呈现。     

《敦煌民族史》序

敦煌自古为多民族聚居区,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汇,各民族都为敦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杨富学等著《敦煌民族史》描述并论证了不同时期敦煌各民族的活动、历史贡献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印证了敦煌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交往与交融的历史进程,历览敦煌两千多年民族关系之兴替得失、和融砥砺。该书视野广深,资料丰富,观点新颖,为此前所未有,具有开拓性。     

试论北方民族在北曲创造上的贡献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族文化与兄弟民族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融,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多源发生、多向发展和多元并存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常态和规律。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北方民族曾多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拟从北曲兴盛的原因看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对元代北杂剧(包括散曲)的繁荣做出更加合乎实际的解释与评价,意在说明,北方民族在北曲创造上有其独特的贡献,北曲是多民族文化共同培育的一朵奇葩。     

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民族文化旅游是塑造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对各民族聚集区居民感知日常生活中的尊重差异起着重要作用.内蒙古是一个多民族自治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且旅游业发展速度较快,在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挑战。通过采用文献调查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内蒙古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的现状、对策两方面探讨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的实现路径,以此来促进全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发挥旅游资源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     

明末清初流人与辽宁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探析

辽宁地处我国东北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犯人的流放地之一。明末清初，有很多“流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发遣到辽宁地区，他们对辽宁地区的社会历史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探讨辽宁地区流人的分布及基本情况，充分肯定了流人对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多元的复杂化，一体的中原化——读《吴越之迹：江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变迁》

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最终形成是区域社会复杂化和中原化进程协调统一的结果。所谓“中原化进程”是指青铜时代各区域文明逐步归于中原王朝统治的政治中原化进程,即随着中原王朝的经略,区域文明逐步接受中原文明的礼仪制度以规范本地的社会行为,从而最终融入中原王朝政治体制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各地的复杂化过程就没有多元,而没有中原王朝的建立和扩张就无一体,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     

充分发挥高校育人功能,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政策导向。高校在巩固和谐民族关系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应充分发挥教育功能,主动承担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责任,积极适应民族工作发展新趋势,在大学生民族观教育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大局中发挥自身特有的作用。     

金代驿传之制的演变

金代驿传体系的构建始于天会二年(1124年)。最初置驿范围不广,驿距较长、驿馆设施参差不齐。随着金朝疆土拓展与统治的稳定,驿路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由女真故地至原辽地,再延展至原北宋地。交通环境与设施有所改善,交通工具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接待管理水平有明显提升,转送文字法的制定和急递铺的增设,更是制度规范的反映。金代驿传在制度层面上有借鉴也有发展,为其社会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驿路交通更增进了多民族交往与文化交融,而其交通中心的一度北移,也加强了中原与东北的联系,在驿路布局上呈现出一些新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丽江古城民族文化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

丽江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其民族文化交融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古城中各族群众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经济上相互促进,文化上兼收并蓄,各民族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本研究通过对丽江古城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与表现进行调查,归纳丽江在推进古城民族文化交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提出通过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举办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活动、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加强丽江古城民族文化研究等方式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

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基于长城内外农耕、游牧生产方式的世代并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等历史主动性和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首的大一统王朝。但元、清二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主脉所在,也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渊薮。唯有江南,能够充任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再发展空间。北方民族南下及其所建立的元、清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也携入不少主从隶属等落后旧俗,后者直接招致诸色户计"配户当差"及"君父"至上的复燃,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帝制独裁。     

甘肃临夏史前文化探析

甘肃临夏是齐家文化最早的发祥地,学者们已经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不同视角讨论了广通河与大夏、大禹和夏文化的关联。本文通过讨论甘肃临夏与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关系,以阐明甘肃临夏是夏文化发祥地,与二里头同质的齐家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之一,夏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形成的共同体,具有多元一体民族雏形。     

多元一体格局下百越集团中原化进程研究论纲

中原化进程是指随着中原王朝的经略,区域文明逐步接受中原文明的礼仪制度以规范本地的社会行为,从而最终融入中原王朝政治体制的过程。百越集团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民族集团中最晚与华夏集团建立联系的民族集团,其主要发展方向为“海外”,不同于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与华夏集团间有较为久远的互动基础。百越集团的中原化进程是中原王朝建立以后有计划的“国家”行为,不能称为“主动辐辏”。从考古学出发,结合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复原这一过程,从而更全面地窥见中原王朝的经略模式和统治策略,为更深入探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实现过程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