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

唐代后期 ,一些地方长官 ,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地方长官 ,自筹财力 ,投入当地经济建设 ,成为一种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差异的新的宦绩。它是在“超支不补 ,结余留用”的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下 ,地方长官行使财政支出自主权的结果。唐中央对地方长官此类财政经济行为的引导和财务规范 ,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才形成。地方财政支出包干制是唐后期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是以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为必要条件的。所以 ,这一制度虽然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但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 ,因而在宋初被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所取代。     

咸同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咸同时期在地方督抚专权的过程中,清朝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以致最终形成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一方面为清朝中央政府找到了新的财源(如厘金、关税等),使其在农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免于覆灭,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其内部矛盾,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     

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

清初承袭明后期的“一条鞭法” ,对地方财政实行分级分类定额包干体制 ,同时大幅度删减地方财政预算 ,使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趋于萎缩。清中叶推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原是为了弥补各级政府办公经费之不足 ,但由于此后盛行“就廉摊捐” ,使之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 ,由于清后期对地方存留经费实行全省统一结算制度 ,使基层政府失去了财政自主权。晚清地方财政主要依赖于捐纳与厘金 ,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某些职能 ,但同时也促进了绅商一体化 ,推动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国债恢复发行以来管理改革的回顾及评价

国债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债管理改革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债自1981年恢复发行起至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基本处于恢复阶段,改革的重心以制度重建和调整为主,主要包括发行管理和流通管理。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正式颁布后,分税制改革开始实施,国债管理改革主要包括对中央财政赤字弥补方式和对国债使用、发行、结构、流通等环节的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财政确立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定位,由此开启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新进程。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高聪明北宋结束了中唐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辖区内行政、军政、财政的统一。就其中的财政方面而言,三司作为中央一级的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大大加强,改变了唐后期以来地方节度使擅财的弊端,因而也就有了这样的...     

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陈锋清代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几经变动与调整,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及其性质而言,清代前期与后期是大为不同的。前期,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主要反映出在户部控制之下,钱粮起运、存留比例的变动;后期,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出现...     

新中国60年税收管理体制的变迁

在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制约着税收管理体制变迁的轨迹和任务。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现实选择,"收入分成"制度构成这一时期最稳定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制度。新时期以来的分税制财政管现体制改革具有创新意义,建立规范的分税分级管理体制是中国当前税收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浅谈会计集中核算

推行会计集中核算,有利于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规范财务管理和会计行为,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但在实践中也存在局限性和不够完善的地方。主要是会计中心工作模式缺陷,收支的分账管理和会计中心功能不全。笔者结合实际提出几点设想：巩固完善会计集中核算的成果,构建新型的财政稽查监督体制,建立财政稽查、审计、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会计中心加快转变职能,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化;完善内外监控制度,建立公开、高效、廉洁、务实的财政管理运行机制。     

民国时期广西县财政改革及收支——以三江县为个案的探讨

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县级财政是中国财政层级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县级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其收支活动随着财政体制和县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变化。三江县的个案表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县地方财政收支趋向规范化的同时,又有重大的缺陷。广西县财政无法从根本上维持和支撑"善治"的县政目标。     

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问题研究综述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又延续了150多年的统治,其时间长短堪比“安史之乱”爆发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中央对藩镇的有效控制就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唐后期中央是如何控制藩镇的？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宋强刚《唐代藩镇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已从藩镇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张佐良《近三十年来的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2期）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阐述。本文主要从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的角度,对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作一回顾。     

新知

正中国最早发明了"指纹识别"张嵚《中国古代没有指纹识别?签字为什么要画押按指纹?》早在1927年,德国学者海因德尔就在其著作《世界指纹史》里论断: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明并采用指纹识别技术的国家。第一位采用指纹鉴定技术的人,则是公元650年时的中国唐代学者贾公彦。其实,"画押按指纹"     

明代财政史研究中三种分析理论的构建与争论

<正>财政是国家实现有效统治的经济保障，作为传统国家的理财之政，治理之基，财政被学界长期视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转型和分析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视角。回眸近百年的学术史，中外学界围绕明代财政问题的探讨成果丰硕，形成了若干理解明代财政问题的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为课题研究的后续推进构筑了较好的学术基础。基于此，本文选取当下明代财政史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原额主义”“洪武型财政”“地方财政”等财政分析概念，对三种分析概念的构建、争论和发展作必要的历史追述和思考。     

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中央财政管理机构的沿革

中世纪时,国库、财政署和私室是英国最主要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三个机构的命运漂浮不定,主要原因是国王及其王室才是财政管理的中心所在。都铎时期,国王们为加强对财政的个人控制,建立了私室财政体制。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初期,中央财政管理一仍旧惯,但1612年的管理革新实践却奠定了后来国库复兴的基础。综观这一时期的财政管理机构的沿革可知,连续性、渐进性、经验性和灵活性是它的主要特点。     

二十世纪以来唐代县级政权研究综述

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县一直作为地方基本行政区划的一级而存在,它位于庞大官僚体系的最低层,长期担任着基层政权的职能。唐朝是我国古代社会繁荣、昌盛的阶段,它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世界上构筑成强大的帝国,这与基层政权中县的基础作用是分不开的。唐代地方的行政区划前期实行的是州     

拂衣起谢人间事——白居易与香山九老会

"社"最初指的是土地神,先秦时期,由"祀社"的群体行为演变为地方行政单位,以传承道统为目的的"士"人集团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白莲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以"社"命名的组织,中国古代结社意识亦由此觉醒,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团出现在唐代。中唐时幕府诗人结"诗社",     

中国历代驿站发展特点略论

驿站是中国历代兼具军政职能的交通运输组织,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体制发展的需要和重要体现之一。自商周至清朝末年,历代驿站不断发展和完善。在管理体制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并逐步实行军事化管理在勤务体制上,各类驿站推陈出新,并在职能上逐步统一;在服务对象上,实行军政两用、平战结合。其中,管理体制上的军事化,勤务体制上的统一化,服务对象上的军政结合、平战结合,是中国历代驿站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     

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

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约5500—4000年间。中国古代国家经历 "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而不是 "古国—方国—帝国"或 "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大体相当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澧阳平原经历约2000多年的社会复杂化历程,距今约5500年步入邦国阶段。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的地区性国家,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时间大致为前2500—前2000年;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开始向方国迈进,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孕育了三苗方国。"多元一体"的 "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 "一体"则为王国文明的一体。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对新体制下乐都县财源建设的思考

实行分税制,这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它对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国家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分税制又给地方财政带来新问题和新矛盾,首当其冲的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要在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管理的同时,深入调查,吃透县情,结合本地实际,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培植财源增长点,进一步深化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解决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财政体制改革及财政收入情况分析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公私之间:董春林《宋代内藏财政研究》评介

正宋代内藏财政以内藏库为中心,在赋入上被附着天子私财性质,在支出上却展露出国家公财特色,这种游移于公私之间的财政收支行为,体现了国家财政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割与重组,直接影响了宋代财政制度变迁及国家财权集中,同时暗含了提升皇权的政治目的,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董春林《宋代内藏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内藏财政研究"结项成果,也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除绪论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