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执政时期的文化软实力战略及其反思

秦始皇在其统治和治理全国的过程中实施了文化软实力战略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包括人才战略、学习外来文化等促进秦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还有"焚书"、"坑儒"、"禁言"等实行文化专制的战略。这些战略影响了当时秦国的统治,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20世纪初清政府对西藏察隅等地查勘及建制简述

程凤翔、段鹏瑞及夏瑚等官员对西藏察隅等地的全面勘察及积极经营并非一次孤立的事件,是清政府改变统治理念,更换统治方式,由"间接"到"直接",健全及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防御侵略的组成部分;是实践现代国家建制、有效经营版图的客观要求.他们的全面勘察及积极建设,保障并延伸了清政府在察隅等地的统治.     

中西“德治”释义及其现代价值转换

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统治理念与方式中,"德治"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成为中国传统政治设计与实践的主导思想。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风云变幻,"德治"因其自身的缺陷以及与现代社会政治治理的思路的巨大差异而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否定。但"法治"尽管是现代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形式,其本身存在尤其是在具体实践中的不足却必须有相关内容对其进行补足和矫正,"德治"的价值和功能便成为当然的选择对象而引起关注和研究,也就有了"法治"与"德治"相互补充的明确要求。在当下中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对悠久传统中的相关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治理内在特质的"德治"就成为亟需深入研究并对重大价值和内在缺陷进行概括分析的重点内容。     

清朝“正统性”再认识——超越“汉化论”“内亚论”的新视角

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论均建立在"承天授命"和"以德化人"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也主要是由汉民族加以继承和阐释。清朝与前朝的区别是其版图已延伸至许多非汉人族群聚居的地区。儒家正统观显然无法全面涵盖这些地区的民众信仰和习俗。如何理解清朝对藩部边疆地区的统治仍然是目前清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提出清朝分别针对内地和边疆形成了新型的"正统性"的统治模式,清帝在内地的统治仍然依赖儒家的道德教化,对藩部的控制则主要依靠边疆少数族群对藏传佛教的信奉,从而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性的补充性制度框架。本文特别提出要区分"统治"和"治理"的涵义,"统治"主要是指皇权对一系列带有虚构色彩的象征性隐喻系统的利用和尊崇,"治理"则是对各类象征性统治符号的技术性延伸。其背后具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在起作用。     

论高攀龙的用人思想及实践

高攀龙是明后期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挽救明后期黑暗腐朽政治,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他强调人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提倡广招人才;主张登用正人;重视培育人才,呼吁用程、朱理学武装士人头脑。他把这些主张付于实践。他登用正人,抨击邪佞、惩治贪污,用"自反"来消弭党争,通过"捱"、"劝化"等方式与专权宦官作斗争,并在东林书院大力讲学。高攀龙的用人思想主张,充实、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富于理论意义。其用人实践,在明末社会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高攀龙的用人思想及实践也有其局限性。     

“三反”运动中的张顺有事件研究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是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之后发起的又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其运动目标是党政机关与人民团体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本文中的张顺有事件即是发生在"三反"运动期间的典型个案,这集中体现在它所揭露出的官僚主义问题上。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剖析,文章探讨了一位普通农民是如何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与国家的治理策略关联在一起的,同时,它也彰显了执政者的统治技术在失衡与调适中不断前行的实践轨迹。     

六朝岭南家族统治新探——兼论家族治下的地方权力构造

六朝政权对疆域内各区域的治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当时岭南出现的"家族统治"现象就是一例。就地域来源而言,可将之区分为在地豪族的"世袭式"统治和侨人家族的"断续式"统治。在地豪族控制州郡主要凭借的是家族势力及在地方上的领导力;而侨人家族的出任,主要是朝廷欲借重该家族与岭南吏民的"义故"关系。家族治下的岭南地方权力构造是在地豪族联合,抑或侨旧家族合作来控制地方,实际反映了岭南地方豪族势力的强大。岭南家族统治的出现和延续,虽有其弊端,但能降低中央控制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成本,在非常时期稳定地方统治秩序。     

此心安处是故乡——失范理论视域下城市街头艺人空间行为与治理研究

街头艺术具有触发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积极作用,但在城镇化与城市转型交织的特殊背景中,街头艺人群体却被贴上"秩序破坏者"与"底边阶层"的标签,成为公共空间和主流秩序排挤的对象。文章以结构化理论的方法,建构街头艺人"空间—治理规则—治理图景"的解释框架,并以"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探寻街头艺人空间行为背后的真实目标诉求与既有社会治理规范的冲突。研究认为城市治理手段应当主动适应治理对象的行为规律与目标诉求才能避免失范,街头艺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基于其自身职业特性与理性选择的内在合理性,而既有的刚性、去流动性的稳态治理范式,同街头艺人的真实诉求之间存在不适性。进而提出"适应流动性"的空间治理策略,包括流动性的城市空间、在地化的城市权利等,希冀善待和尊重街头艺人,构建具有艺术活力和开放包容的城市空间。     

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

<正>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看待清朝统治与前朝的区别,也就是说要明晰其统治的特点是什么?一般观点均认为,一统中国疆域并实施了有效的治理是清朝统治最为成功的历史经验。一些清初帝王如乾隆皇帝也自     

浅谈杜尚的装置艺术与东方哲学的契合

杜尚是现代艺术向后现代艺术过渡的关键人物,其一生所探索的"非艺术的艺术"与东方哲学有许多契合之处:如对"非艺术"的实践和禅宗思想,如淡泊名利、聊以自娱的生活态度,又如其装置艺术中多带有隐晦的东方哲学色彩,理清这些有利于加强东西方艺术之间的交流.     

古装传统戏:《讲话》前后的延安主流艺术

现在通常认为,在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延安文艺界的主流艺术是"大洋古",它们充满或曰统治了延安舞台;《讲话》之后,文艺界主流的表演形式改成了小秧歌剧。查阅史料可知,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一、只有传统古装戏曲长期统治延安舞台"大洋古"是说大戏、洋戏、古戏。大戏是指抗战期间国统区剧作名家的"与抗战无关"的多幕话剧作品,洋戏     

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

国民党统治时期控制的国家资本,以其种种弊端而以"官僚资本"的名义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在抗战胜利后达至最高峰,成为国民党高层亦无法漠视的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     

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

民俗艺术传承人是在民俗生活实践中,通过思维观念、技艺知识、行为范式三个方面的"承"与"传",体现出展演观念的现实性取向、技艺知识的地方性色彩、艺术行为的生活性操演三项特性,有能力和资格主持、参与民俗艺术的实践活动,肩负着确保其恒久延续之职能的俗民个体或群体。此界说着重显示民俗艺术传承人的内在规定性和外缘边界性,并强调: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的民俗艺术来说,其保护和发展实践应首先落脚于习俗生活语境中的传承人。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实践的“八个坚持”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其治理能力最为直观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原则和治理方略的引领下,青海省委省政府以及基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因地制宜,探索"枫桥经验"本土化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书写社会治理的"青海故事"。本文根据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梳理了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八个坚持"的基本经验。     

元代大赦与政治关系论析

从大蒙古国到元朝,大赦的施行逐渐变得频繁,成为蒙古统治者常用的一种政治策略,这一现象与元代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由于制度变迁以及特殊的政治环境,郊祀大赦在元代大大减少,皇权变更、政治动乱乃至不同政治势力间的政治博弈成为引发大赦的主要动因,大赦的政治实用色彩更加凸显。对于元朝统治者来说,大赦是其应对复杂统治局面的有效策略,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宣扬皇权的合法性,获取民众的政治认同;消弭社会动乱,促成政治和解,稳定统治秩序;整饬政令,调整行政运行。作为一种"非日常"的统治手段,大赦在元代的治理实践中有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常常扰乱了行政与法律的正常运行。     

现代艺术运动发展演变的地理学研究

现代艺术是目前唯一在国际上占统治地位的艺术现象。本文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研究现代艺术的发展演变。首先回顾了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了现代艺术的地域性特征,指出国际现代艺术体系有"中心-边缘"性的分布格局,从流派数量和艺术主题的变化方面总结了其发展演变特点,并且总结了历史上三次重要的艺术扩散过程。其次分析了我国现代艺术发展的时空分布和地理格局,指出我国现代艺术的中心位于东部沿海大城市,具有分布不均、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不高的特征。最后指出我国城市积极参与国际现代艺术体系、提升文化艺术地位的重要性和途径。     

礼俗互动传统中的顾炎武风俗教化观及其现代启示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建构了传统社会的统一性。顾炎武的风俗教化观是传统"礼俗互动"的缩影,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风俗是全民性的,论世必考其风俗,历史兴衰与风俗美恶联系紧密。整顿风俗必然要以礼乐教化为纪纲,"民德厚而礼俗成"是其风俗教化观的主要宗旨,其风俗教化观对当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新格局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方兴未艾,传统礼俗的现代性转化及其互动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挥这种本土思想资源在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上的社会整合功能,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土司遗产考古

<正>中国西南地区地处高原地区和高原前沿,这里山高林密,地势崎岖,河流众多,交通困难,古代中央王朝难以立即设立建置城市、派驻官员实施直接管理,往往采用委托当地土著首领及其子孙代理中央王朝实施治权的方式,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并存、直接统治为主而间接统治为辅的独特的政治制度架构。这种古代中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制度,学术界将其总结为"封建王朝中央政府对边境少数民族大小首领授予世袭官职"的土司制度,其特征是"世袭其官、世长其民、世领其地"。土司制度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魏晋至两宋时期,这个时期中央     

俎豆同光：清代乡贤入祀中的文化认同管窥——以贵州古州厅为例

古州厅是清代开辟黔东南地区时所设“新疆六厅”之一,自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后逐渐被纳入直接统治。在西南多民族地区,清廷为巩固统治所需,秉持剿抚相成的治理思想,对其设流官进行治理,并利用地方士绅力量辅助,试图架构起从“多元”到“一体”,从“新疆”到“旧疆”的统治体系。在大一统进程中,古州厅努力塑造出代表国家性与地方性的乡贤身份,彰显其忠义精神。古州厅乡贤殁后多入祀名宦贤良祠与乡贤祠,通过国家祭祀与地方祭祀两种方式推崇忠君爱国思想,体现出儒家文化在地方上的传播和认同,是统一多民族地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写照。     

福蒂斯丘与英法封建君主制比较

福蒂斯丘爵士是15世纪英国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最早研究了中世纪末英国的君主制类型及其与其他君主制的区别。他的特殊经历使其首次提出英国实行的是"政治且王室的统治",以区别于法国的"王室的统治"。上述两种类型的封建君主制在形成过程和统治方式上大相径庭,统治结果也截然分明,两者的优劣判若两途。福蒂斯丘有关"政治且王室的统治"的理论不仅揭示了中世纪末英国封建君主制的类型,对宪政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奠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