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

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 ,是否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 ,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 ?这一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是 :把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 ,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 ,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过程 ,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历史脉络 ;研究思路从关注“创造性思想”的唐宋 ,到关注“妥协性思想”的宋明 ,会刺激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范围的更大拓展。这种视域或时段的改变 ,能引起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改变。     

蒙古贞文化史研究

蒙古贞部落是北方古老的蒙古部落,从内蒙古草原迁徙到辽宁阜新后,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草原农耕文化,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贞草原文化,既传承了草原牧民文化元素,又融进了农耕文化特色,形成了蒙古贞草原农耕文化,反映了东北辽西蒙、汉杂居地区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蒙古贞草原农耕文化是中国草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加以研究,对促进新时期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客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从客家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外廷、客家民间信仰的特性、客家的神明崇拜与风水信仰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行了评析,以期展现十年来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走向。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颇受学界的重视,该领域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氛围空前活跃,学术成果不断涌现.2005年8月,汤奇学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以下简称《探索》)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即是近期这一领域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时间·空间·学科: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三重视域

<正>新时代是党史和新中国史划时代的一个新坐标,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注重回应时代需求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我们在时间、空间、学科内容等视角下,古今结合、上下结合、中外结合,跨学科结合,从不同的时段、角度、层面来研究中共党史,推动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呈现新境界、形成新格局、达到新高度。     

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创新之作——简评《中共党史文献学》

今天,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可谓已洋洋大观,相反,有关中共党史献学方面的作却几近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党史献学作为党史研究的基础学科,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的阙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党史学界对于党史献编撰理论方面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可能是导致许多党史工作缺乏必要的献学素养和训练、学术水准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耿云志先生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耿云志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历时7年,经课题组同人的共同努力,已分9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近产生的一批重要成果,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以来的一次重大进展.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努力加强中共党史的学习与研究——从邓恩铭烈士的先进事迹谈起

中共党史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其90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优秀的革命先烈。其中,邓恩铭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个。邓恩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奉献了自己生命。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同时也是贵州人民的骄傲,更是其出生地————荔波人民的骄傲。加强对邓恩铭烈士先进事迹的学习与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对中共党史的学习与研究,推动对整个中共党史人物的学习与研究,从而为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9月25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     

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

河北耿村和湖北伍家沟两个故事村以及先后在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湖北五省一批故事家的发现,并对这些杰出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完整的记录、出版,和对他们的讲述个性与艺术风格、叙事个性与区域叙事传统以及民间故事传承关系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界的两大贡献。记忆故事最多、又有超拔的讲述才能,叙事风格独特和艺术个性鲜明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主要负载者和传承者。对故事家的知识结构、讲述艺术和文化地位的认识,导致了由分散的搜集和纯文本的研究向新的学术取向和范式的转换。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现代化步伐急剧加快,农村人口的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家族血缘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农村聚落,出现了解体的趋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逐渐瓦解,作为民间故事的栽体,故事家群体自然老龄化,甚至相继辞世,民间故事的传承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     

文化生态学: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的学术创新

<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主要有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引入生态学的概念,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化史进行研究,可以说是视角独到,另辟蹊径。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文     

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视及其现实启示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共党史研究。他积极倡导中共党史研究,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认为,开展中共党史研究,需要明确研究的对象、方法和内容,需要关注党的历史活动发生的社会背景,注重党史的分期,需要透过重大历史事件看本质,需要科学评价党史人物,需要有鲜明的中国立场。毛泽东倡导中共党史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视,对正迈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我们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正>"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表述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库恩看来,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总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并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产生范式的更替和转换问题。(2)这一情况将促使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跨世纪的中共党史研究与我们的任务

这次会上同志们可能有所感受,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党史工作。中央领导同志是把党史工作放到整个党的工作的大局中,放到党的建设的大局中来讲党史工作的。为什么中央领导同志要把党史工作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来定位,来要求我们呢?我们现在面临着繁重的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任务,这就是要把20世纪最后20年所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各方面体制,到2020年要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