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家”在何方？

过去10年中,美国华人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364万的总规模使得华裔成为了美国最大的亚裔族群,而这并非只是过去十年的积累,华人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持续了50多年：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法修正案》使得移民配额大幅提高后,华人移民就是新移民中增长较快的群体。而同时．出生在美国本土的华裔也在快速增加。     

“种族”界定与美国对东南欧移民的排斥(1880—1924)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排斥东南欧移民语境中的"种族"定义,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生物学上的"种族"定义不同,它关注的重点不是人的表象生物特征,而是基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想象建构及意义诠释。这就使"种族"一词在美国与"自由"、"民主"、"平等"等抽象概念一样颇具弹性。根据这种"种族"定义,来自东南欧的移民属于低劣的"非白人"种族,如不对其进行限制,不但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血统将遭到污染,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也将随之丧失。这一"他种族"建构,在所谓"科学"的支持下臻于顶峰,为美国社会排斥东南欧移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排外主义者与大众媒体的渲染则提供了广泛的公共支持,从而将美国的移民限制政策推向极端,以达到限制与排斥东南欧移民的目的。     

“客户政治”与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变北大核心CSSCI

二战后,随着国际人口迁移的加剧,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备受关注。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就"国家"、"政治"或"政策"在移民现象中的作用提出了"移民政策理论"。本文试图运用以"利益导向"理论为基础的"客户政治"模式对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转向紧缩的移民政策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希望增加移民的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决策进程,在大选中运用"族裔选票"等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倾向紧缩移民政策的广大民众却因缺乏组织性无法有效地向政府施压,从而在移民问题上建立了"客户政治"模式。但随着80年代后期移民问题的公开化,这一政治模式趋于瓦解。澳大利亚主要政党为了迎合选民需求在上台执政后开始实行紧缩的移民政策。     

比较、借鉴与前瞻——“国际移民书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正2013年12月7—9日,由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广东华侨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移民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比较、借鉴与前瞻:国际移民书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五邑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泰国、新加坡、日本、英国及中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30余人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讨。(一)华人移民书信研究尤为关注其文化价值及海外华人与祖籍国的互动     

“季诺维也夫信”事件

1924年英国大选期间发生了"季诺耶维夫信"事件,英国《每日邮报》在大选前四天发表了一封事后被证明是伪造的"季诺维也夫信"。然而,该信的发表在当时造成巨大影响,它对英国大选及工党政府的黯然下台、英国社会"红色恐怖"情绪的发展以及《英苏协定》的困难进程等事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外来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变迁

目前,虽然中美学界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在概念和理论构建方面并无明显分歧,但几乎所有成果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国对外关系方面,对于外来移民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历史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客观而言,两者走向呈"U"型模式。在1789-1880年,移民是备受欢迎的财富,而在1880-1924年逐渐被看做是"威胁"而加以限制。在1924-1943年,因经济危机和二战爆发,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跌入谷底。到1943-1965年,美国缓慢地开放了国门,欢迎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移民入境。在1965-2013年,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再次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北满”移民数量减少及其对策

在东宫铁男及加藤完治的极力推动下,关东军和拓务省合力实施了所谓的"试验移民"计划。在"试验移民"的1932-1936年间,移民内部不确定因素此起彼伏。在移民侵略陷入困境之后,将移民的妻室或家庭成员移植过来,同时,还为单身移民招募"大陆新娘",妄图用解决移民的生理、心理需求来改变移民侵略失败的可能。     

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及澳亚关系

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清晰,从平面到多维的发展过程。要简明地描绘其历史演进是困难的,但如果我们从种族化观、地缘政治观和移民问题三个层面人手考察,有可能把握其实质、内涵与主要发展趋势。传统的英国种族化特征和地处东西方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构成了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基础,并影响着战后至今的澳亚关系。而移民问题则与澳亚关系同步发展,并成为澳大利亚制定亚洲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     

战后英国移民政策透视

二战后,前英联邦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大量涌入英国,从而掀起了20世纪一次最大规模的西欧对内移民潮,移民政策的制定成为战后英国政府面临的新挑战。纵观战后英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可以发现由于联邦理想和种族情结两大矛盾因素同时交织在一起,英国政府内部和两党之间在英联邦移民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争议和分歧,     

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有形帝国”政策（1874—1880）

1874—1880年英国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为提高英国国际地位,提出了建立“有形帝国”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是迪尔克的种族帝国思想,现实动因则是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大英帝国的霸权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实践方面看,重建“有形帝国”政策主要表现在保卫并扩大帝国的版图,其根本目的在于增强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竞争的实力,力挽大英帝国霸权的颓势。     

菲律宾政府的海外菲律宾人政策探析

近三十年来,菲律宾向世界各地输送了大量海外移民,尤其是劳工移民。菲律宾政府为此实施了诸多积极有效的海外移民政策。如实施《移民劳工和海外菲律宾人法》等政策法规,维护劳工移民和海外菲律宾人的权益;设立高效协作的移民管理机构,为海外菲律宾人提供全方位保护和服务;实行双重国籍政策,赋予海外菲律宾人公民权;设立"海外菲律宾人月"等节日和"总统奖"等奖项,表彰海外菲律宾人的杰出贡献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加强了海外菲律宾人对祖籍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们在菲律宾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罗斯福时代的亚洲移民政策变化及其影响(1933-1945)

1933—1945年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移民政策是美国移民制度史、移民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罗斯福政府在欧洲犹太难民、亚洲移民、拉美移民以及犹太知识难民等问题上都出台了一些新的移民政策,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新移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亚洲移民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使排斥亚洲人的种族主义移民原则被打破,使亚洲移民由禁止时期进入限额时期,为亚洲人进入美国打开了缺口。     

加拿大二线城市华人新移民经济融合研究——“三重玻璃效应”与移民向下层社会流动

论文对加拿大二线城市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华人新移民的主要特点、移民动机和融合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新移民在加拿大向下层社会流动的问题。研究显示,新移民在经济融合过程中遭遇多方面的障碍,尤其在就业和语言方面。他们在移民加拿大之后,经历了去技能化和以前的学历和工作经验贬值,促使他们向下层社会流动,而这种状况反过来又阻碍了他们的融合进程。华人新移民的负面经历可以归因于由玻璃大门、玻璃房门和玻璃天花板构成的"三重玻璃效应"。加拿大政府应采纳融合框架政策,除承认移民的流动自由外,还要保证他们能享有与其他加拿大人一样同等的公民权益。     

美国西裔史学研究

1965年,美国颁布了《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该法生效之后,美国移民的来源结构出现了欧洲移民大幅度减少,亚洲移民和拉美移民大幅度增长的失衡现象。仅10年后的1975年,墨西哥移民就占了西半球入境移民的三分之一以上。     

“文明冲突”，还是种族主义？——试析法国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

自20世纪60年代北非穆斯林大规模移民到法国以来,法国政府坚持以“共和模式”为标志的移民政策,促使穆斯林移民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然而,由于经常与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习俗“纠缠不休”,“共和模式”成为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瓶颈”;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歧视与偏见,使得“共和模式”面临破产的境地。在新的形势下,法国的“共和模式”和穆斯林移民政策应该与时俱进。     

"发展馈赠"还是"资源诅咒"? ——以政治学视角下移民汇款国际学术研究为中心的评述

论文从政治学的视角,解析了移民汇款及其影响的研究现状。论文认为,作为跨国流动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汇款首先受到了经济学者的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后,移民汇款才逐渐进入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野。政治学视角下的移民汇款研究大致在道德风险与腐败治理、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移民汇款与民主转型、移民汇款作为影响流入国政策的工具以及移民汇款与汇率制度选择五个方面取得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但在案例选择、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导致学者之间存在互相矛盾的研究结论和截然不同的因果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引入诸如初始腐败水平等新的调节变量;探讨政府的政策设计如何改变移民的寄汇策略和居民的汇款使用策略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融合经济学领域不同汇率制度如何调节移民汇款与宏观政策目标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结合米格代尔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和解释力更强的研究结论。     

新移民:何以新?为何新?

文章分析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出现的华侨华人移民和“再移民”现象 ,对“新移民”的称谓、东道国接收移民的政策、“新移民”与其先辈的不同之处、“新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并再一次强调了对华侨华人同化问题应有的认识 :既融入在海外的本族群 ,也融入当地的其他族群 ,又保持自己的种族认同     

唐人街研究与跨国移民研究的新典范——评令狐萍新著《1870年以来的芝加哥华人：种族、跨国移民与社区》

在中国移民史和亚裔美国人史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且著述颇丰的令狐萍教授,最近又出版了一本新著——《1870年以来的芝加哥华人：种族、跨国移民与社区》（Chinese Chicago：Race,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since 187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2年）。该书不仅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完整地介绍分析芝加哥华人移民史的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大陆花嫁”

正"大陆花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服从日本对外侵略、入殖中国东北的日本"满洲移民""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配偶(相庭和彦等:《満洲大陸の花嫁はどうつくられたか》,东京:1996年版,第11页)。目前中日学界对"大陆花嫁"问题给予过关注,中国学者多倾向于"残留妇人""残留孤儿"在中国东北的生活(如鲍海春、车霁虹:《中国养父母历史记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及"大陆花嫁"的政策[王青:《日本侵华期间大陆新娘政策的提出》(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等,日本学者多倾向于探讨"大陆花嫁"的移民问题(小林美惠子:《"縁談:つくられる大陸の花嫁"》,《日本女     

《全球移民契约》的重要理念、主要特点 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论文阐述了《全球移民契约》的重要理念、主要特点以及《全球移民契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论文认为,201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的《全球移民契约》,是联合国首个关于国际移民各方面事务共同方针的全球协议。其提出了国际移民是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对所有人有益,促进和确保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让所有人都能受益,采取全面办法和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国际移民问题等重要理念。《全球移民契约》具有以国际法为基础,以人为核心,以开展现实的出于尊重的国际移民问题辩论为前提,以权威为约束力等主要特点。《全球移民契约》对中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借鉴意义:以全面发展中国国际移民事业为出发点;丰富规制国际移民的基本考虑;实现保护国际移民(侨)人权与维护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有机平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