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升的从政和退隐

在元末群雄纷争中,朱元璋最后能打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围珍,推翻元朝,创建大明帝国,这不仅得力驰骋沙场的武将,而且也得助于运筹帷幄之中的谋臣。事实上决胜于千里之外,首先还在于运筹帷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谋臣的作用,是至为重要的。朱升便是朱元璋集团中的“启运之臣”,或称之“翼运之臣”。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大兵打下徽州,他所献呈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成为朱元璋削平群雄,创业建国的战略方针,由此得到朱元璋的礼遇。他参预军政要务十余年,功绩卓著。然而,朱元璋建国不久,朱升便一再提     

《永乐大典》本《金陵志》编修时间及其佚文考简

一、《金陵志》的编修时间 南京是中国东南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志书编纂十分发达．正如元代学者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之《修志本末》所称：“金陵在《禹贡》为扬州,历代为国为州为府,典章文物,宜可考征。”现存记载该地最早的方志为刘宋山谦之《丹阳记》,刘宋至清代几乎历代均有志书编纂．宋代以前志书大都已经佚失．宋及以后方志或存或佚。     

吴朱元璋政权之官爵非“皆受之于宋”考

治明史者,有以朱元璋曾依附于韩宋政权(年号龙凤),而认为吴朱政权的官爵当“皆受之于宋”,如明末清初之史学家钱谦益云:朱元璋“渡江(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以后开帅府,丙申(公元1356年)为吴国公,以逮于称吴王。凡有拜除,皆出龙凤之命,如蕃镇承制故事。国史多忌讳,皆没而不书。”(《牧斋初学集》卷一0一)。清早期史学大家徐乾学(曾任清官修《明史》总裁)也举出一些例子,说“太祖(朱元璋)之兴,其官爵皆受之于宋。”(《憺园集》卷一四)。     

广西洪武铸钱考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朱元璋据应天（今南京）,称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同时,“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平定陈友谅后,即吴王位。“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     

浅论先秦古乐之“和”

伴随着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总是会产生出与之相应的音乐审美思想.本文试对中国秦代以前音乐审美目标“和”的演进与发展,加以归纳,旨在为认识古人的音乐审美观,提供些许参考.人类早期的音乐活动,体现在与劳动生活、民俗活动、图腾崇拜等有关的社会实践当中.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音乐文化生活的繁荣以及人们对于音乐审美作用认识的提高,与之相应的音乐审美观便形成了,从舜时乐官夔“典乐,教胄子”(《尚书·舜典》)至史伯、晏婴等人的音乐思想以及孔子、荀子等人有关音乐的论述,都以“和”为其音乐的最高审美目标.但是,由于时代及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的内容及目的也不尽相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即:乐与天和;乐与礼和;乐与声和;乐与中和.     

阊门洪武赶散者的大槐树

什么是“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是明朝初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一般称作“洪武迁徙”。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     

朱元璋的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

一从朱元璋偏爱《汉书》看他对刘邦的崇拜明太祖朱元璋喜欢读史论史。他所读的主要是正史,如《史记》、《汉书》、《晋书》、《唐书》、《宋史》、《元史》、《春秋》、《通鉴》、《唐太宗帝范》等。他读得最多的是《汉书》,《明实录·太祖实录》直接记载的就有8次,与臣下讨论汉史的则有41次之多。朱元璋读《汉书》的时间很长,从元至正二十四年一直到洪武末年,可谓是活到老,读到老。他不仅自己读,还把它推荐给臣下。当元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郭云被擒后,朱元璋“观其状貌奇伟,命释之。时     

朱元璋戒奢:不是钱的事儿

朱元璋是一位从贫苦人家成长起来的开国皇帝,深知一米一粟来之不易.因此,他当了明朝的皇帝后,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的风尚,反对铺张浪费的奢侈行为. 朱元璋倡导节俭先是从自己开始.明朝的皇宫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由于当时朱元璋尚未称帝,所以明皇宫投资小,规模小,装修也不奇巧华丽.1368年,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大臣们建议朱元璋扩建皇宫,好好装修一下.朱元璋听罢当即拒绝了.他说:“现在的宫殿坚固耐用,已经很好了.装修再豪华,也只是一个办公场所呀!”朱元璋不仅没有扩建和装修宫殿,还让人在皇宫的墙上画了一些勤俭节约的图画,以此来提醒自己不要忘本.     

钱钟书史学思想三题

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包罗宏富,横看成岭侧成峰,难以一概称之。他诚然申说过“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谈艺录》38页)的学术裁断,表彰过刘知几“视史如诗,求诗于史”(《管锥编》164页)的治学心路,似是将一切文献都当作“诗”来研究了。但他也并非没有“视诗如史”“求史于诗”的时候。如判言《楚辞》的《招魂》“可藉以想见古代风俗”(《管锥编》632页),《天问》“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同上608页),甚至曾经宣称“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微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谈艺录》266页)。由此观之,说钱锺书先生的工作类带着历史研究的性质,并非穿凿之谈。他的卓明史识具有渊博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的阐发。本文择其大要,先揭出三端。     

《新台》之“鸿”不是蟾蜍——闻一多晚年为什么自己否定了《新台》“鸿”字说

闻一多先生《诗·〈新台〉“鸿”字说》,1935年夏发表于《清华周刊》,至今已经54年了.半个世纪以来,《新台》之“鸿”即赡蜍的结论,已被学术界所肯定.郭沫若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中,先是说闻一多的学术研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接着他便以《诗·<新台> “鸿”字说》为例,对闻一多发千古之覆的创见,大加赞誉,他说:     

“至正之宝”赏析

<正>至正之宝铜钱,为元惠宗(顺帝)至正末年铸。至正年号始于1341年,使用达28年之久,此时元朝政权早就被朱元璋大将徐达逐出大都多年,在漠北苦心经营小朝廷。至正末年,为该年号使用的最后十年,即1369年前后。此时朱元璋的大明朝三年前已在南京宣告成立。但国内秩序尚未稳定,元朝残留在中原的王公贵族官僚军队等还在进行挣扎,武装反抗新生的汉族大明王朝。至正之宝当为权钞钱,用以代表交钞,与货币并行。面值有五分、壹钱、壹钱五分、贰钱五分、     

《永乐大典》本《金陵志》编修时间及其佚文考

<正>一、《金陵志》的编修时间南京是中国东南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志书编纂十分发达,正如元代学者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之《修志本末》所称:"金陵在《禹贡》为扬州,历代为国为州为府,典章文物,宜可考征。"①现存记载该地最早的方志为刘宋山谦之《丹阳记》,刘宋至清代几乎历代均有志书编纂,宋代以前志书大都已经佚失,宋及以后方志或存或佚。其中,《金陵志》即是一部佚志,明代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记载该志共有八册,卷数与纂修人均不详,不过其现存佚文的价值仍不容忽视。对于古代方志,尤其是佚志的研究,要了解一部志书的编修情况,往往首先要确定其编修的年     

记元代供养钱

记元代供养钱李学勤多年前曾见到一古钱拓本,所收元代供养钱品类甚多,不少是谱录罕见的珍品,不为学者所知。现根据当时笔记,加以介绍。该古钱拓本,系胡钧（忆山）藏品。据胡氏题记,他在１９２６年从蒙古喇嘛手中获得这种元代小钱数十枚,据称“蒙古寺院香炉中多贮此钱”。拓本中有一部分与《古钱新典》所举相同,还有若干是前所未见之品。就年号言,始于元英宗至治,而没有《古钱新典》讲的皇庆、延等更早之品,兹将谱录未见者分述于下：泰定帝钱有泰定元宝、泰定之宝、致和元宝、致和通宝、致和元年,通宝且有不同之品。文宗钱有至顺通宝、至顺通宝背“申”、背“酉”、至顺之宝、至顺壬申背“太乙”,后者仅于所引《泉货汇考》文中有之,没有拓本。顺帝钱有元统之宝、蒙文至元通宝、至元之宝（有小与特小二品）、至元元年、至正元宝、至正通宝小钱,后者正品也有各种,背有蒙文“卯”、“辰”、“巳”、“午”、“二”等。胡氏藏品中罕见小钱有：穆清铜宝,胡氏定为年号钱,“穆清”恐为寺观名号。确属年号的有宣光元宝、宣光元宝背蒙文“午”、宣光之宝。宣光为顺帝北去后嗣位的昭宗年号,“午”应指八年戊午,相当明洪武十一年。白龙元宝（背有一蒙文）、白龙之宝,从元宝背文看,和至正、宜     

明兴甲辰纪元考实

<正>朱元璋初起义兵，隶于郭子兴部。至正十五年(1355)春，刘福通推戴韩林儿建立宋政权，年号龙凤。同年郭子兴去世，朱元璋即随其余部投拜韩宋，奉龙凤正朔，直到龙凤十二年(1366)韩林儿亡故为止。次年，朱元璋建号吴元，吴二年(1368，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洪武，至此方为明朝肇始。以上是朱明政权创立过程中行用年号的大致情况，经学者考述，已近乎常识。¹然有证据表明，金陵政权曾在治下部分地区使用甲辰年号，具体来说，以甲辰(1364)起元，     

朱元璋用人思想研究

公元1368年,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激烈角逐,终于推翻了元朝统治,登上了大明天子的宝座。这个农民起义军中的二流角色,于至正十二年(1352)弃缁流而从戎时,并不引人注目,为什么后来能力挫群雄,奄有天下呢?窃以为除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寻找原因外,他能正确使用人才,无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已故的明史专家吴晗教授在论述朱元璋成功的原因时说:“农民、地主和知识分子三方面的合作,是他之所以成功的最大原因。”其实,和知识分子合作并非朱元璋     

论注释典故六难

注释古籍,以注释典故最难。清杭世骏就说过:“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通七略,三也。”（《道古堂集》卷八《李义山诗注序》）所谓“语必溯源”,即是说的注释语典,“事必数典”,即是说的注释事典。杭氏之言实为注释家的甘苦的论。然而,我们在研读古注和作今注的实践中发现,注释典故之难,并非“志学”“而立”、“一字千金”“破斧沉舟”之类,其难却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变形之典 典故词语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形体的多样性。在使用时可以换字变形。若用常形,凭借工具书即可查出典源而注出。变形者,工具书就难以解决。不详加考证就无法作注,即作注,亦易出现错误。     

话说朱元璋滥杀功臣

一朱元津晚年屠杀功臣,以胡蓝党案为契机,先后历时十余年,杀人众多,空前惨烈,给明朝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朝蓝党案中的朗,即胡惟庸,此人系安徽定远人,距朱元璋老家濠州（今凤阳）不远,算得上是朱元津的老乡。1352年他与朱元璋同一年参加起义军,开初任元帅府参奏,后转任地方官吏。洪武三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史载胡推庸以“曲谨”事上,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与重视,洪武六年晋升为左丞相,很受宠信。胡惟庸被杀的原因,《明史》上说他“独相数年,生杀黜陟,或不径而行,内外诸臣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则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     

《至正金陵新志》的修志思想与修纂体例

《至正金陵新志》是元代方志中的名志佳作。方志学界以往对于元志界名家张铉及其所纂名志《至正金陵新志》的研究一直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文章从方志史的角度,对该志修纂者的思想从主纂素质、编纂义例、体裁运用、记载原则、志书续修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总结,认为其中对续志和城市志的编纂见解尤为独到,于古今编修续志皆有借鉴意义。在谋篇总体思路上,《至正金陵新志》虽然仿效宋代《景定建康志》,但在具体设目中做到了因创有机结合,但志书辅文编纂体例存在不足。     

论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先民"

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来源,孙中山曾在《中国革命史》中说：“盖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但他说的先民是谁,学界说法有三种：洪秀全、朱元璋和华夏民族意识。本文根据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演进过程,否定了以上三说,认为洪门会党才是孙中山所说的先民,即孙中山民族主义之源。     

论元末采石之战对建立明王朝的作用

采石之战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采石渡江战斗。至正十五年六月初一(1355年7月10日),朱元璋率万余兵将,自和州东渡大江,夺得采石镇。第二阶段是以采石镇作为立足江南的桥头堡,迅速挥师南下,夺取和保卫太平府治姑孰城,直到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与元军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俘元降卒近万人,元将蛮子海牙、康茂才败走集庆(今南京)。从此,姑孰城成了朱元璋开拓江南、北定中原,争霸全国的根据地,采石之战是朱元璋开国称帝迈出的重要一步。如果没有成功的采石渡江之战,如果没有富饶的太时府作为可靠的后方,朱元璋就不能“杀尽江南百万兵”,更不能“要与西风战一场”。为了详细论述采石战役在建立明王朝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试从下述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