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

读了《文物》今年第3期发表的王家琦先生的《略谈甘薯和甘薯录》一文以后,感到有些地方值得补充和商榷,特就管见所及,提出几点如下: 诚如王先生所说,我国古籍中关于"薯"的记载,最早的要称《山海经·北山经》:"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其上草多薯藇"。郭璞解释说:"根似草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单呼为‘薯’,音储,语有轻重耳"。毕沅校正时,对这点没有提出什么意见,郝懿行则疏曰:"《广雅》云:‘薯蓣,署预也’《本草》云:薯蓣一名山芋,皆即今之山药也,此言草薯蓣,别于木薯藇也"。①至于"薯蓣"为什么改名为"山药"?未寇宗奭的解释是:"按《本草》     

略谈番薯和薯蓣

《文物》今年第3期中刊登了一篇《略谈甘薯和甘薯录》。这篇文章既以甘薯(即甘薯)便是番薯的异名,但又依照《甘薯录》的编者的意见,以为我国从很远的古代起就种植了甘薯(番薯)。实则番署并不是我国古代的"甘薯"。后者当是薯蓣的一种。这事牵涉到我国农业作物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可不加以辩明。     

参与修订《辞海》“甘薯”词条心得

1999年新版《辞海》对“甘薯”等词条作了修订。笔者修志之余有幸参与其事,取意外之得。现作陈述。 时任副主编的笔者在编纂《莱阳市志》过程中,于1993年春负责《农业编》的总纂修改。其中,涉及山东各地俗称“地瓜”、“红薯”的正名具体书写问题。在查阅词典中,发现《辞海》(1979年版,编印本)定义的正名为“番薯”(P1976),属旋花科,“亦称‘甘薯’”(为副名);并认为,“甘薯”(P1620)最早见于晋,古籍所指者,为薯蓣科的甜薯,“当非番薯”。很明显,“甘薯”一名在我国早     

为番薯引种的人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甘薯疏》写道：“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前者为我国本土所固有的,古籍称薯、藷、薯蓣等,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称“甘薯”(与今“甘薯”名称所指有所不同);后者是从海外异域传入的。     

《花间集》题跋辑考

四川省图书馆藏《花间集》二十二种,皆为李一氓先生捐赠。其中"明末雪艳亭活字印本"属稀见,《花间类编》(清康熙抄本)亦未查见相关著录。书中所附李一氓、王立中、张尔田、叶恭绰等跋文十数则,各有见解、相互印证,梳理、勾勒出《花间集》传世主要版本清晰的源流图,实为系统研究《花间集》之宝贵资料。其中李一氓跋文有数则为《一氓题跋》未收,湮没于故纸堆中,为工作中的新发现。本文汇辑跋文,并详加整理考释,以彰显其文献与学术价值。     

介绍刘鹗的未刊稿《铁云藏货》

(一)刘鹗(公元1857—1909)江苏丹徒人,字铁云,号老残。他是晚清著名小说家之一,亦是一位古文物收藏家。关于他的著作,小说方面有大家熟悉的《老残游记》和《老残游记二集》,上海作家协会藏有他的未刊稿《老残游记外编残稿》。自然科学方面据刘大钧的《刘铁云先生轶事》介绍,有《勾股天元章》、《弧三角》、《要药分剂补正》三种,1962年严薇青先生又找到了刘著《历代黄河变迁图考》一种,计四卷,乃是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山东河工研究所石印本。至于考古方面的著作,唐     

再论程珌《洺水集》的版本源流

程珌《洺水集》是南宋中后期的一部重要别集,现有研究对其文献源流的认识尚有不足,诸多关键环节未得揭示。就宋元时期的编刻而言,是书在程珌生前编集后,至少经历了宋末初刊与元初重辑再刊。关于该书现存版本,公认为善本的嘉靖刊本尚有鲜为人知的初印本,保留了后印本不存的分工录刻者题名与内文漫漶文字。向为学者忽视的北大藏清抄本来源于初印本,而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崇祯本当渊源于后印本。至于前人所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校勘“优点”,实则并无其他版本依据,皆为理校,存在误读妄改。     

中国进士·文化名人

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明万历二十五年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编习兵札、屯田、盐、水利诸书”《明史·徐光启传》。徐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历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甘薯(即山芋)本产于美洲中部,至明万历初年由吕宋(今菲律宾)引到我国南方沿海地区种植,且山芋产量高,耐旱、耐瘠、耐涝,抗病能力较强。徐光启总结引种经验,特地写了《甘薯疏》一书,可惜已失传。今有《甘薯疏》序文存于《群芳谱·谷谱·卷二》中。现将其《序》全文录下:“方舆…     

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

杜友晋《书仪》,《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有著录,唯不见传本,对杜友晋所撰《书仪》年代发生歧异。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第二二五页《书仪》条内说:“友晋事迹无考,新唐志置于最末,殆是唐末五代人。”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在《<元和新定书仪>与杜友晋所编<吉凶书仪>》①中认为,杜友晋可能是宪宗、文宗时代人。诚然,王重民先生和那波氏据伯三四四二号写卷,推断杜友晋的生存及著述年代,是可以的;但未叙述充分理由,似属臆断。我们不同意上述二位学者关于杜友晋生活及著述年代的     

“法显航渡美洲”说批判

“法显航渡美洲”说批判张箭１９９２年,在全世界纪念哥伦布航渡美洲,地理大发现开始５００周年之际,连云山先生推出了他的专著：《谁先到达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１５８０周年》（以下简称《到达》①）。该书大胆地提出并详细地论证了法显航渡美洲说,且已...     

高宗元生平资料补正

高宗元是清代中叶诗人,也是一位戏曲家.但关于他的生平资料特别是生卒年,过去学术界都不甚了了.已故著名旅美戏曲研究专家邓长风先生所著《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蔡毅先生《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以及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主编《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都著录有高宗元,而于作者的生平不得其详.     

评“法显航渡美洲”说的理论和方法

评“法显航渡美洲”说的理论和方法张箭１９９２年,连云山先生出版了专著《谁先到达美洲》（以下简称《到达》①）。该书系统详细地提出并论证了东晋高僧法显航渡美洲到达墨西哥说,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１９９４年,《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对此作了长篇报道。...     

论所谓“法显航渡美洲”说

论所谓“法显航渡美洲”说张箭１９９２年,在全世界纪念哥伦布航渡美洲,地理大发现开始五百周年之际,连云山先生推出了他的专著,《谁先到达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１５８０周年》①（以下简称《到达》）。该书大胆地提出并详细地论证了法显航渡美洲说,且已...     

《金明馆丛稿二编》与陈寅恪治史风格

陈寅恪先生论文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充分反映出这位近代著名史家的渊博学识,五十多篇文章涉及到广阔的研究范围,有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关于蒙古史研究,关于佛教史研究(包括敦煌写经及西夏文佛经)等,都颇多独到的见解。但本书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书中陈寅恪为别人的论著所写的序、跋、审查报告。这是因为:第一,这类文章都已收入本书,而为其他两本论文集《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所没有。第二,作为近     

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写在《翁同文献丛编》出版之前

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写在《翁同文献丛编》出版之前孔祥吉１９９７年７月，我收到了翁同后人翁万戈先生寄来的《翁同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翻阅之后，喜出望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批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关于...     

《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

《精忠录》是明朝人编纂的有关岳飞事迹、著述,和身后历朝褒典、凭吊诗文的纪念集,是岳飞祭祀史、事迹编纂史及其爱国精神弘扬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早前在国内和日本仅发现了该书的后期版本,初刻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该书的编纂和流传过程。《精忠录》由河南汤阴县教谕袁纯初编于明景泰、天顺年间,编成后未刊刻。成化五年由汤阴知县尚玑在初编本基础上增补后初次刊刻,其中所载岳飞《满江红》词是在纸本文献中首次出现。该本此后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在杭州府官员主持下先后产生成化八年后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和正德五年刻本三个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流入朝鲜后产生宣祖印本、肃宗印本和英祖印本三个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后期版本所见版刻插图等亦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创作离不开艺术积淀——访中国美协会员、著名花鸟画家董振涛

<正>在本刊采访的诸多知名画家中,董振涛先生算是特殊的一位。说其特殊,一是美术院校毕业,属科班出身,又师承名家孙其峰先生。二是他曾为美术记者,采访过许多书画名家。董振涛之所以涵养和水平极高,除了他自身的艺术修养外,还与其接触过的诸多大家有关。诸多"大家"打开董振涛的艺术视野董振涛1994至1998年在《今晚报》主编《翰墨苑》书画版,集采、编于一身。期间,董振涛遍访了全国100多位著名书画家,撰写106篇专访文章。他接触过的书画大家,对他日后做人从艺都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吴作人、廖静文他们那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韧性,坚定了董振涛对中国画探索的     

《唐会要》人名校考

《唐会要》人名校考陈冠明通行本《唐会要》有两种版本,一是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排印本,其后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书局影印本,均属此版本系统;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排印本。二者相比,前者未作校勘整理,故讹误较多;后者以江苏书局本为底本,校以...     

再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共的关系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予以否认。毛泽东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一件突发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史沫莱特的谈话》,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85页)张学良在回忆录中也说:“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北国史馆1996年印行,第396页)直到发动事变…     

台湾版《罗雪堂先生全集》校读记(下)

三编和续编一样,前面有五十九年庚戍(1970)出版公司的一段识语,说自《全集》初,续编印行,深获学术界的支持和赞许,故又有三编之辑.三编所取大部份为所校刊的《丛书》,如《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等,虽多属残卷,然极富于考览之价值.又指出其中虽有和前编重出的,但有景写,排印之别,有助于比勘.至其中间有王国维的著作,已有《王观堂先生全集》出版,故仅存目而不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