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预租

清代前期,佃农一般都是在农作物生产过程完成之后,向封建地主交纳地租。但是,在某些地区存在着佃农在农作物生产过程没有完成,或者还没有开始的时侯,就要向地主交纳地租的现象,即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佃农“先期纳租”、“头年交租,次年种地”、“先交租银,后种田亩”、农民纳租,“或在当年,或在上年”等等。以作者有限的见闻,在清代前期,尚未见到有把这种交租方式概括做预租的。迨到民国年间,或在清代末叶,才出现把这种交租方式叫做预租等多种多样的名称。根据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提供的资料,在湖南汉寿县叫做倒租。在河南叫做支租。在河北霸县叫做现租。在广东东江一带叫做上期制。在辽宁绥中县一带叫做上期租。江苏浙江沿海一带叫做预租。有“照旧习缴纳预租”、“预租陋习,相沿已久”、“预租风亦盛”等记载。但这里的预租有两种     

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问题——答李德英先生

押租原是地主防止佃农欠租而预收的保证金,是经济强制取代非经济强制的产物,不久蜕变为名目繁多的高利贷剥削。成都平原和四川的押租最为流行和苛重。“押扣”不过是地主榨取押租的一种手段。租佃制度历史久远,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与生产者的分离,同市场或市场经济没有内在联系。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增押增租、频繁撤佃成为地主压榨佃农的主要途径,押租、地租交替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佃农的贫困化和贫农雇农化,押租和封建租佃制度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包括押租在内的封建租佃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资本主义还是后封建主义——论近代英国租佃农场制的性质

把英国19世纪的租地农场视为资本主义农场,认为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是资本家,进而认为19世纪英国的农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它成为迄今我国史学界对英国农业史的一个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有违学界对经济制度的分析。从农业史来看,租佃农场不仅在英国近代存在过,在英国封建社会也长期存在。租佃制是各国封建社会常见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英国19世纪的大土地经营不是直接雇佣劳动者耕作,而是分级出租。相当一部分租地农场面积不大,属于家庭农场,不使用或只是部分使用雇佣劳动力生产。一些地区庄园制仍然残存,通过租佃制持有土地的公簿持有农还受到封建领有制残余的束缚。因此,19世纪英国的租佃农场制夹杂着封建残余。19世纪英国农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与后封建主义的混合。     

富裕佃农:英国现代化的最早领头羊

农业是英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策源地,而不是商业或者手工业,后者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英国原始积累成功的秘密,在于农民个体的普遍积累,在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农民已经经历了长时期、普遍的积累,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殷实的、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佃农。他们一心扩大耕地和牧场,或买卖或转租或垦殖,很早就一直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圈地”;更重要的是,富裕佃农最早创立了工资雇佣生产方式。它有着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不承认等级,漠视身份,最大限度地追求市场利润,完全不同于庄园经济。富裕农民经济在市场上击败了领地经济,迫使领主不断肢解领地地产,进一步扩大富裕农民经济的规模,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逐渐形成。显然,农业资本主义是富裕佃农推动的,领主不过是被佃户逼上商品经济的“贼船”。是约曼——富裕农,还有他们的延伸体乡绅,而不是领主或新贵族,成为英国现代农业的发起人。     

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

在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明清档案中,有清乾隆朝刑科土地债务类题本档案五万八千余件。这批档案材料,反映了当时土地占有关系,租佃关系和佃农抗租斗争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若干记载农村雇佣关系的材料,透露出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情况。它具体地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商品经济的一天天活跃,怎样直接刺激并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方面的产生和发展。     

19世纪上半期墨西哥的农业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

殖民地时期,在墨西哥中央地区的农村,庄园与村社之间形成了一种虽不平等、但相互依存的关系。殖民地后期,由于人口数量回升、商品关系的发展,大庄园利润上升,村社农民地位下降。独立后,由于大庄园主因经济困难而被削弱,墨西哥的农业从主要满足大城市市场的大庄园商品性生产为主,转向主要以满足自身消费和部分满足地方市场的村社、租佃农、小农场生产为主,出现了一种向"小农制"转变的农业发展模式。这一变化不仅仅给农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加平等的分配创造了条件。但19世纪末,在迪亚斯的独裁统治下,墨西哥的农业重新回到了大庄园商品生产的模式,下层农民的处境不断恶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导致了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     

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许倬云所看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代研究丛书”之一种。该著作不仅为西方读者考察和介绍了关于汉代农业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进一步诠释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但是,受魏特夫“亚细亚型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观点的影响,作者在运用相关考察汉代农业经济时,却忽略了对传统史料的考证和诠释。这种倾向,导致了作者在论述水利工程、人口增长、佃农人数、国家权力和田租数量等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素时,忽略或误读了传统史料所表达的基本信息。同样,作者对汉代地主阶级势力所作出的过低的估计也存在着相当问题。实际上,整个汉代,地主阶级的发展是极为活跃的：西汉后期,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已愈演愈烈;迨至东汉,随着田庄的兴起,汉朝统一的根基不断被腐蚀,最后终于瓦解了汉王朝的统治。     

论租佃关系的日常性状——基于20世纪30年代苏州“打催甲”的考察

对于租佃关系的性状,不同的生活群体有着不同的体验或认识。作为租佃关系的一方,生活于苏州东乡的佃农,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境况下,撕破平素温厚的面纱,对强横逼租的催甲发起攻击,衍为生存压力下的集合行为。在佃农看来,租佃关系的日常状态,无论是平素维持,还是一时变故,只是不同个性的地主及其代理人(催甲)与自身生活交往的一部分,而与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地主阶级的劳动占有关系不大;是为租佃关系的日常意识,或称模糊的阶级意识,它体现了日常世界的时空观和道义观。与佃农的日常意识不同,社会精英关于租佃关系的阶级意识源自对抽象社会结构的理性剖析;是为租佃关系的非日常认识。这样的认识难以改变佃农的生活选择及其日常逻辑,而后者也是实际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值得社会史学者特别关注。     

对19世纪中期以前安徽佃农经济的考察

本文从考察 1 9世纪中期以前安徽佃农经济的角度 ,为认识当时安徽乃至全国传统农业社会提供了相应的历史素材     

从放牛娃到将军

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的一个佃农家里，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七。父母靠耕种租来的几亩土地养活一家十几口人，其贫困程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