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正我认识他十四年了,在这十四年里,我和他展开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的战争。他生气的时候总是用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眼神审视我;他最生气的时候会用最无奈也是最可靠的方法——"罚跪"让我三思;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跪过三次,比起弟弟小错大错不断跪过的次数,我真是庆幸自己犯过的错可谓屈指可数;然而每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数学在重要的考试中挂彩了。他全然不     

追忆我的伯父陈立夫

<正>我祖籍浙江湖州,太祖父陈容生和陈立夫先生的祖父陈延佑是亲兄弟。我的祖父陈其文、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和沪军都督陈其美都是其字辈,从辈分来说,陈立夫算是我的伯父。说来也巧,我与伯父陈立夫的生日时隔49年,在阳历年与农历中国年竟然都是同一天,阳历的1949年8月21日,农历的七月二十七。伯父于2001年2月8日在台湾逝世,已经有二十多年。他的音容笑貌依然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说一说我眼中和心里伯父是怎样的一个人,以此缅怀与追思。     

我的父亲

我认识他十四年了,在这十四年里,我和他展开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的战争。他生气的时候总是用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眼神审视我;他最生气的时候会用最无奈也是最可靠的方法——“罚跪”让我三思：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跪过三次,比起弟弟小错大错不断跪过的次数,我真是庆幸自己犯过的错可谓屈指可数：然而每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数学在重要的考试中挂彩了。     

感念王元化先生二三事

<正>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先生自2008年离开我们已有14年时间,似乎他的身影渐行渐远,但对于已与先生相识27年,学术研究得到其鼎力相助的我来说,他似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因《因明学研究》结缘我与王元化先生相识于1981年。记得是春夏之交的季节,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先生在胡风冤案中蒙难二十余载后,终于正式平反、恢复教授职称并迁入复旦六舍51号新居,我与内子朱碧莲（1955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同去探望,     

忆先父载涛

爱新觉罗&#183;载涛（1887-1970年）,字叔源,号野云,满洲正黄旗人。作为其幼子,我在先父膝下生活三十年,耳闻目睹故人旧事至今不敢忘却。为寄托怀念与感恩之情,记述如次。     

南宋故宫遗迹知多少

我自幼住在杭州,西湖可以说是我的“百草园”;而山南湖北、苏堤六桥,又像是我母亲的房里,经常去走走,十分熟悉。但是对南宋故宫那样有名的地方,我却一次都不曾到过。是不知道它的所在吗,还是路远脚力有所不逮?当然都不是的;我只是以为,它历经战乱的洗劫,又有什么可看的?然而时隔几十年之后(约在1977年),杭州市科技作协组织大家到西湖南线考察,我也欣逢其盛,经过这一次实地踏勘,纠正了我多年的看法。     

在朝鲜战场押送“联合国军”战俘的13个日夜

<正>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联合多国部队出兵干涉。1950年10月19日,我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辑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抗美     

不像“文化”大革命,倒像“武化”大革命——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正>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任湖北省应城县三合区区委书记。一、难忘我的那一百本笔记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养成了写工作、生活、学习笔记的习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写了一百多本笔记,满满装了一大木箱子。我把它视为宝贝。     

卡堆——我的童年记忆的香格里拉

西藏,是我永远眷恋的故乡。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在那里,我渡过了美好快乐的童年时光,和充满朝气、理想的青少年时代;那里,有我的初恋,还有十年紧张艰苦的军营生涯。     

我编撰《复旦“文革”大字报选》始末

徐振保,1943年出生,安徽歙县人,上海市中学高级教师。1962-1968年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学专业学习;1966年12月成立"史红战斗组"着手整理、编撰大字报等资料,1968年7月告竣;1997年6月将其捐赠复旦大学档案馆;被同学称之为"复旦‘文革’太史公"。一、"隐性"造反者:我成为复旦"文革"忠实记录者的关键性因素     

成长的铁三角

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我在亲人、老师、朋友的陪伴下度过了14年。在我14年的成长之路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给我启迪,在潜移默化中教会我许多道理,让我成长,其中我最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老师。父母小时候,父母像座山一样呵护我,照顾我,给我安全感。襁褓时期,哺育我们的,是父母;教我们牙牙学语的,是父母;成长时期,为我们排忧解难的,还是父母,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让我们正确地对待失败与成功。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正>赵心水是我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其成名作是1963年由他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影片反映的是1951年夏在新疆萨里尔山一带,我人民解放军团结民族兄弟剿匪的故事。影片主题严肃,故事性很强,不仅充溢着昂     

回忆我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

<正>自1913年至1925年初,我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12年。1908年,我16岁,在湖北蕲州高等小学堂读书,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我联合同学发动蕲州起义。翌年,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我离开家乡东下,经哥哥田桐介绍,晋谒先生,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自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3年2月,孙先生搭乘"山城丸号"轮船,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随行的有戴季陶、马君武、何天炯等人。东京     

难忘的三封加急电报

我当兵后的1979年,不仅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刻骨铭心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开国元勋相继逝世;“四人帮”乘机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震惊中外……就在这天灾人祸不断．举国上下迷惘若失之际,我接到了“父病重”的第一封加紧电报。     

末代皇弟溥杰临终前后

1993年1月下旬,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旧病复发,住进了协和医院,其间我数度探视,并记日记。兹将其病情进展情况及逝世前后情况摘记于下。 1993年2月 12日 北京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刚闭幕,我买了橘子、黄桃、菠萝、红果四个罐头特去协和医院探视溥老。我一进     

忆吴晗

<正>我于1961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历史学会工作,有幸在吴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5年,深得教诲。吴晗的为人、作风以及大家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追忆那段岁月,仍使我颇多感触。这里,我想就我在历史学会工作时和吴晗的接触作几点回忆。     

我所认识和了解的郭影秋

回忆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我深深感到对我此生教育最深、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著名的共产党人郭影秋同志。郭校长在世时,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教师,普通的共产党员,和他有较多的直接接触。在我加入党组织时,他曾亲笔写来贺信;他作为明清史专家曾勉励和指导我研究清史,献身清史研究事业;在他晚年久卧病榻时,一段时间内我有幸与之朝夕相处,协助其整理出版了回忆录———《往事漫忆》。1985年,当郭校长不幸病逝时,我悲痛难抑,曾在人民大学校报的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在人生历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当你徘徊不前,…     

恩师张锡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我于1953年考进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张锡祺先生时任学院院长,经常亲自给我们讲课;1958年我毕业时,先生亲自挑选我留校,并安置在他身边工作。1960年,先生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在师从先生前后8年的岁月中,先生的品德、学问、业绩和他的人生追求,一直铭刻于我的心中。我的恩师,是一个道德文章皆高尚的人!     

周汝昌的两次“批胡”

第一次批胡,是政治高压;第二次批胡,是纯学术争论。胡对周的态度,真显一个"大"字。因《红楼梦》的因缘,周汝昌成了胡适的"徒弟"。2006年近九十高龄的周汝昌,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表白"新中国第一场文化运动中我批了老师胡适"。其挚诚、坦率感动了不少人。我在周先生的《我与胡适之》以及《北斗京华》中看到,他除了在文化运动     

在宋佩璋身边工作期间

<正>我于1970年12月至1977年7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宋佩璋同志的秘书。在这7年中,我见证了不少值得回味和铭记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