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贡献及其相关遗址的研究进展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大门由法国学者开启。从20世纪20年代法国神甫桑志华在庆阳发现我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到21世纪最近几年法国学者博伊达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参与龙骨坡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法国学者参与了庆阳、水洞沟、萨拉乌苏、泥河湾、龙骨坡等一批重要遗址的相关工作。本文主要梳理法国学者与上述遗址的关系,并概述这些遗址新近的研究进展。     

跨越时代的“三农”对话——评王先明的《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

《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一书以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宏大的历史视野,首次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百年学术论争,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提炼出了不同时代各个学术流派、政治势力围绕乡村问题交锋的主题,梳理、总结了中国乡村发展理论论争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与当前的"新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与映照,不仅对于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争论主题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当今的新农村建设,解决现实的"三农"问题等,也有直接参考价值;不仅是20世纪以来乡村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上乘佳作,同时具有乡村问题工具书的性质。     

中国考古的国际化分析——从中外考古期刊论文数据出发

<正>中国考古从20世纪初奠基至今已有百年,其诞生、发展与繁荣历程中的大部分时间或多或少都与外国考古学界(机构或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化进程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中国考古不断走出去,中国在外国的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受人关注^①。围绕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出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于2009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学者金冲及教授研究中国历史50年多年的总结之作、心血之作,也是近现代中国史研究方面的世纪之作。该书记录了百年中国的苦难与奋斗、光荣与梦想,可以说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鸿篇巨著。     

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正>石峡遗址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自1973年至1978年共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房址、灰坑、窑址等遗迹,清理墓葬132座,出土各类器物一万余件。这些发现为研究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内涵、年代分期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探索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等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典型的实物资料。该遗址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是我国华南考古的重要收获。     

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西汉中山王陵满城汉墓发掘纪实

1968年夏秋发掘的河北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被列入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本文作者参加了两墓发掘的全过程。今年恰值满城汉墓发掘40周年,特撰此文,对当年的发现、发掘过程做了回顾,以为纪念。     

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三）——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内在机制与外部条件

刚刚成为“过去完成时”的20世纪中国的匆匆百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前所未有变故、挑战和机遇的漫长而又艰辛的百年,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曲折而又奋进的百年。对这百年历史给以科学、理性、宏观、深邃的历史透视,总结其智慧、经验、教训和启示,是当代学人的职责和使命。为此,我们拟专设几期(不定期)“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栏目。此次约请和组织刊发的耿云志先生、李良玉先生和徐思彦先生对20世纪思想化史解读的精彩高论,为本栏目第三期。通过几期这一笔谈形式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百年历史,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活跃,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在此,我们竭诚欢迎和邀请精治此百年历史的学术各界专家、学和广大读给这个园地以热心关怀和鼎力支持,并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

正中国考古学是在中国古代金石学发展了近千年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经社会变革的催化而萌芽并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经过百年的发展,她已成长为有着自身学术体系、学科门类齐全、研究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丰硕、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一级学科。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以其世界瞩目的学术成就,步入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     

为加大夏文化的考古研究力度而努力奋斗——纪念东下冯夏文化发掘30周年

一、探索夏文化的历史意义夏代是我国原始社会解体后,阶级和国家政权开始出现,奴隶社会产生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环节。研究夏文化就是研究中国阶级的产生,国家的起源,对于填补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上的一大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19世纪以前,中国有无夏王朝,在史学界存在着很大争议,就是商代也有人怀疑。到了20世纪20年初,中国考古学者开始运用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在甲骨文中明确地记录了商代的事迹,尤其是还记载了商代帝王世系,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世本…     

安徽史前考古的一部补白之作——《潜山薛家岗》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如果从1936年良渚遗址发掘算起,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其间最重要的考古工作首先是在长江下游和中游分别开展的,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地都已建立起较长时段的文化区系。在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皖西南沿江平原地区,直到1979年发掘潜山薛家岗遗址,人们才第一次认识了这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     

满城汉墓发掘日志

作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满城汉墓发掘,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它的工作情况仅见王廷芳（原郭沫若的秘书）在《中国文物报》上作过一些介绍,此外尚有许多发掘现场的详细情况鲜为人知。河北省当时直接参加满城汉墓发掘全过程的业务人员现在有的疾病缠身,有的已故。为了把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发现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在参考有关文献及当时发掘人员的日记、发掘记录和有关人员的回忆片断的基础上,特辑成此发掘日志。有关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意见和一些重要过程,主要采自王廷芳文。现将主要参考文献列于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二、郑绍宗等的满城汉墓发掘日记、记录。 三、王廷芳:《郭沫若与满城汉墓发掘》（1-11）,《中国文物报》1994年5-7月。 四、采访发掘当事人的回忆片断。 作者2002年5月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研究的一块基石——读《华县泉护村》

《华县泉护村》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大规模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形成考古学专刊的九部重要发掘专刊之一。     

续志强化人口资源环境信息结构的可行性研究

进入21世纪,全球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三大危机是：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核心问题是求得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处于和谐状态。要确保两之间的平衡协调。确保21世纪建设目标的实现,必须清醒地认识20世纪后20年所出现的人口、资源、环境的严峻形势,求实地记录这一特定阶段的成就与突出存在的问题,是续志编纂不可回避的一个严肃问题。续修地方志所切人的记述时段,     

定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综述

定窑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之一,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定窑有着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传世品,是古陶瓷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窑场之一。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湮没已久的定窑窑场于1922年被重新发现,经过百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及逐渐丰富的考古学研究,定窑研究正在向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回首百年足迹 汲取历史智慧——上海学者的20世纪历史总体性研究

20世纪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光彩夺目而又剧烈动荡的世纪。在这不平凡的百年岁月中,人类以科学知识的高度积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奇迹般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同时这又是人类遭遇问题最多的世纪,人类被推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动荡与冲突之中,并为此付出了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在“世纪换千”这一重要历史性时刻,就百年来人类的历史运动作一总体性审视和反思。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关于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的若干问题

口述史料主要指经过口传或为后人记录成为史料的民间传说、社会歌谣、历史人物讲话、录音录像以及访问调查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被称作口述史学.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建立于20世纪30～40年代前后,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至今仍充其量只有一些口述史的实践,其发展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建议成立有关组织,召开研讨会,构建相关规范,制定相关规划,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史学.     

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一、三次研究高潮与三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在研究、总结前辈研究的历史遗产后,认为自19世纪中叶迄今,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

中国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仰韶村是近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在带回了当时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建国后,中国考古学进入“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步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建立了以新技术、新方法为特征的一批新兴边缘学科,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主力军更加年轻化,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新鲜的有生力量。     

实践·思考·创新——《南方文物》“聚落考古”专栏开栏辞

关于聚落考古的实践,在中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早在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和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已经有了聚落考古的萌芽。到了1928年开始发掘安阳殷墟时,已经大规模地揭露殷墟宫殿区和王陵区,实质上这就是在做聚落考古,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聚落考古的理念罢了。苏联考古界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学者批评传统的考古学"见物不见人",从1934到1940年,着手在乌克兰境内的特里     

旧中国的军衔制度

军衔制度在中国已有近百年历史。20世纪初,晚清军队引入世界通用的军衔制度。以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几个时期实行的军衔制度,基本上都是在清末军衔制度基础上的发展和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