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美依存关系的形成

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展开全方位的试探性外交,以期探明与远东有着密切利害关系的主要欧美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但是,由于纳粹德国的崛起及欧洲局势的日趋严峻,英、法、苏等欧洲大国莫不忧心忡忡,它们不愿出面调解中日关系,以避免在远东再惹麻烦,而建议中国促请美国发起联合调解,它们则可以考虑参与联合行动。因此,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依靠外交手段缓和及解决中日问题的钥匙就落到了美国手中。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可谓有得有失。得之一面为,当胜利不期而至之时,国民政府尚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大体掌控着纷繁之局面,重建其对收复区之统治,同时通过主动发起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会谈,以政治方式因应中共挑战,并通过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局势,使其得以顺利接收,并获取大量物质资源。失之一面为,接收缺乏周密规划,混乱不堪,为官吏贪渎大开方便之门,若干私心自用之政策,广受社会批评与垢病,从而使其本因胜利而得来不易之声望。忽由高峰而低谷,同时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之企图未能实现,军队重新部署亦不尽理想。得失相较,得为短期实利,失则导致了国民政府失败命运。     

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在思想深处仍属于中国传统治边政策的范畴。完成省县一体化一直是国民党施政内蒙古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对给予内蒙古较高度的自治权始终缺乏理论准备,从民族理论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拒斥和否定。     

八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华大地在八年之间,燃遍了漫天烽火。面对强敌凶猛残暴的进攻,我国为求坚持长期抗战,自东部沿江沿海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作举国的西迁。在这次西迁行动中,国立中央大学成了率先的前奏。     

李宗仁谈八年抗战

李宗仁谈八年抗战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扑救的错...     

贵州与八年抗战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贵州省的战略地位、贵州人民对于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及抗日战争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少有人系统研究。本文即拟从这几方面作一些探讨和分析。一、贵州曾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在黔南地区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章。“九·一八”事变,因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在三个月内迅速占领东北全境,中华民族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举国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其时,贵州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也积极投身到了这场运动中去。于1931年各成立了贵州学…     

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的态度如何呢?现在存在不同看法。笔者查阅了中日双方公布的大量资料,愿对此作分阶段的考察,谨求教于海内外史家。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考辨

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克服抗战爆发后所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困难,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笔以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而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从1939年开始的国统区通货膨胀趋势的加速,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财政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所导致的,并不是从战争一开始就确定的政策所导致。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印支通道的经营

印支通道是抗战前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为打破日本封锁、获取外援物资,以维持抗战力量而开辟的连接法属印度支那（本文特指越南）北部港口海防和中国大西南的重要国际交通线,在中国战时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如何维持国际运输路线,乃有关中...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广播宣传(1937—1941)

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同时期内,国民政府中承担对美广播的电台不同,播音管理部门及其职权也多有变动,但最终在1940年夏季形成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掌管技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掌管内容的分工,这加强了对美广播宣传的专业性与隐蔽性。地处中美间的电台之转播是对美传音成功的必要条件,1940年5月后,马尼拉的美国电台与美国人斯图尔特的转接构成了对美传音的稳定新渠道。为增强对美广播宣传效果,中方增加节目时长,调整节目时段,因时制宜地制定宣传重点,但核心诉求始终是推动美国制日援华。得益于中美相关人士的默契合作,国民政府对美广播塑造了与美国在理想、利益层面均有相似性的国家形象,这有助于中国争取美援、坚持抗战。     

在八年抗战中成长

1937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省立镇江中学,交了学费,拿到一摞新课本,高高兴兴住进了学校,成了中学生。没想到还没有正式上课“,八一三”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开战,很快在杭州湾登陆,沿京(南京)杭国道西侵,镇江立即紧张,学生都回了家。外婆给了我八块银元,让我逃难去汉口投靠舅公。舅公是汉口会文堂书局经理。书局二楼租给上海迁来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现在三联书店前身之一)办公。我每天吃完饭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玩,那里有很多好看的书,工作人员都很和蔼可亲,大多是年轻人,欢迎我这个小朋友。第二年开春,舅公一病不起,我失去依靠。舅婆回浙江老家,临走…     

左权县八年抗战始末记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逞其虎狼之威,疯狂进犯,先后占据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邢台等华北重要城市.素以惯打内战著称之中央军、晋绥军仓猝应战,望风披靡,变为逃兵溃卒,窜奔各地,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呻吟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     

八年抗战的点滴回忆

1937年,我在河南省汤阴县中学教书,七七事变后,当年11月日本军侵占河南省汤阴县一带。这时,学校被迫解散,我便回家了。回家不久,我在家乡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该组织由地下党员袁保华领导（袁现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抗日救亡运动是一种纯义务性的工作,我没有坚持。1938年春,我自费到湖北省宜昌市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河南省电台也来到宜昌,     

我参加了八年抗战

我叫王建华,今年90岁。当年全程参加了八年抗战并活到今天,我感到无比的幸运!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过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侵犯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一·二八”事变.为应付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国民党中央于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即29日)一方面决议设立军事委员会,以筹划、指挥国防有关事宜;一方面由外交部公开发表《对淞沪事变之宣言》,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进逼不已的侵略行径,表明中国政府为维护主权完整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当继续严予抵抗”.由于首都南京距已成战场的上海不到200公里,又有长江大动脉及沪宁等铁路、公路相连,如果上海失守,首都南京势难保全.为免除党政各首脑机关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与威胁之下,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决定迁移政府于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共同签署发布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宣言》.2月1日,林森及各院部会首长汪精卫、蒋介石、张继、冯玉祥、李烈钧、李济深、朱培德、叶楚伧等相继抵达郑州,次日即离郑州赴洛阳并相继在洛阳办公,留在南京者,仅军政、外交二部而已,其他各部会则各于南京原址设立驻京办事处(财政、交通两部另于上海设驻沪办事处),以便处理相关的善后事宜.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赋税政策述略

赋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时财政的重要来源。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90%至90以上,是出自赋税,而赋税的90%乃至90以上又是出自间接税方面”,直接税收入很少。主要税源为关盐统三大税,在1937年度预算中三大税收占77.33%。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不仅要应付每天高达500多万元的军费,而且要支出一大笔建设经费,这些开支主要还得依靠税收。可是,沿海沿江经济较为发达的富庶地区悉被敌占,“占全税收一半以上的关税,乃至占全税收20%以上的统税都因战事影响而大减特减”,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汉口等关区的沦陷,使关税收入损失至少在70%以上,盐税收入损失不低于60%,统税损失比关盐两税还重,其它税收也因战事影响而锐减。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陆仰渊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年头,中国就失去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片地区,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太原、青岛、武汉、杭州、广州等工商业重镇相继沦陷敌手,未计东北在内,仅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和冀、鲁、豫、苏、浙、皖、赣...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

进行人力管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重大举措.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在于抗战的需要,即推行兵役制度、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平衡人力资源.国民政府为实施人力管制,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与登记,制订出一系列法规.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主要为: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在抗战最为艰苦的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理想相去甚远.     

国民政府对南京抗战期间财产损失之调查述评

抗战爆发后,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其先后历经日机空袭,沦陷初期日军疯狂的烧杀掳掠,以及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南京市公私机关、团体、企业及居民在前后方遭受了惨重的财产损失。国民政府在抗战开始后对此极为重视,先后三次指定及组织相关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进行了具有一定连贯性的调查,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查报资料,为战后对日索赔奠定了基础。由于受到战时环境或社会经济剧变等因素影响,这一调查存在不少缺憾,但通过查报积累下来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寻求

抗日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力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种历史性变化撑硬了国民政府的腰杆 ,促其加紧外交上的努力 ,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方面 ,它重新同美、英交涉 ,准备废除不平等条约 ,以谋求中国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 ;另一方面 ,则是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施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这些努力 ,顺应了中国国际地位水涨船高的趋势 ,同时也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为中国获得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一、国民政府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大国一般是对国际事务能够发挥强有力影响的国家。它必须在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