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门德远东之行述评

拉门德1920年的远东之行首要目的是解决新银行团成立过程中的满蒙保留案,同时也拟向中国方面宣扬新银行团对华原则。拉门德与日本交涉中的妥协,同在中国竭力宣扬新银行团的“理想主义”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银行团虽是美国扩大对华门户开放的工具,但其只能做到“无为而为”。     

黄兴与民初国民捐

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不久又兼任参谋总长及大本营兵站总监。及至1912年三四月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并将政府由南京迁至北京后,经袁氏任其为南京留守,仍统率南方军队。黄兴旋即组成南京留守府,就任南京留守职。黄兴在其任南京留守期间（1912年4－6月）,为解决财政困难,及反对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滥借外债,毅然倡导在全国各地募集国民捐,收到相当的成效。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为巩固其统治,积极向西方列强洽商借款。1912年2月28日,北京政府与日本银行团达成200万元借款协定。3月30日,熊希龄就任财…     

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难题

辛亥革命造成原有的中央集权式财政体系瓦解。如何在失去财政调剂能力的情况下筹集巨款,进而完成革命的善后问题,成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面临的急迫问题。在公债、国民捐、军用票等手段受挫后,南北政府都诉诸外债,唐绍仪内阁更是积极寻求外债以解决财政危机,内阁成员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大的矛盾。由于外债与国权这一敏感问题牵连,它遭到参议员质疑,加之党派意识和舆论渲染,借款问题变成了立场问题。唐绍仪在压力巨大且又无可作为的情况下,选择离职。财政问题成为第一届内阁终结的重要因素。     

论民初关于外债问题的争议

论民初关于外债问题的争议马陵合民国肇建,财政困迫是一大顽疾,成为有关新政权巩固与否的基本因素。在前清外债泛滥的影响下,举借外债自然成为谋求度过危机的一条捷径。但因列强的政治野心和国内形势的错综复杂,使外债已超出单纯的财政范围,关于外债问题的争议也就成...     

“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近代中国外债史上反动政府举借的大量恶债中,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它是袁世凯急欲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以加强反动统治的需要,又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罪恶记载,又是袁世凯出卖国家权益的历史见证。它既在局部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也在整体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对“善后借款”成因、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的剖析,揭示这一恶债的典型性。     

清末民初国民捐运动的意义及影响

国民捐运动是20世纪初年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它的发展延续过程,是中国人国家观念、国民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为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奠定了观念基础,也使西方各国看到了中国的民心之可畏,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本文分三部分:国民捐的去向、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发展、国民捐运动国际影响。     

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人数及变动情况考

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人数及变动情况考李学智北京临时参议院,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９日开院,至１９１３年４月８日解散,存在近一年,是民初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场所。目前所见几种著作中关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人数及人员的记载,多有分歧,笔者根据北京临时参议院历次会议速...     

清末民初显赫一时的“五路财神”梁士诒

提起清末民初的交通事业，不能不讲到交通系；缕述交通系的历程，就无法回避首脑人物梁士诒。梁氏的大名在民初政坛可算是巨馨之口，边口内敛而响声极大，以铁路、轮船、邮政。电报交通四政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呼风唤雨，翻手覆云。许多政坛老客、军界莽汉都对梁敬畏有加，不愿开罪于他，以免弄得钱袋干瘪饿肚皮。梁士访纵横民初政坛的本钱就是手中掌管的经济命脉，民初财政账面上传统的税相绝大部分被地方军阀截留，海关收人又落进外国人股单之中，中央财政基本靠举借外债和交通进项支撑，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梁士在长期的官场和行业活动中…     

论中国朝野对新银行团的回应

1920年10月,美国倡议组成了新银行团。新银行团正式成立后长期无所作为,并逐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垄断性,中国朝野期望值逐渐降低,对其所体现的强权政治色彩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集中于政治层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取代了关于铁路外债利弊的讨论。     

开封县征收“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始末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悍然撕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重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年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决定开征“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以下简称“特种捐”）,以弥补地方财政之不足。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公开使用“剿匪戡乱”字样,在国统区的财政部门中尚属首例,从而更加暴露了国民党河南省当局反共反人民的本来面目。     

正气磅礴蔡锷魂

蔡锷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率部在云南起义,以作策应;在被袁世凯羁绊北京,袁世凯妄图称帝之际,他在梁启超、小凤仙等人的协助下,巧妙地逃出北京城,回到云南再次高举义旗,以致后来有人将他和宋教仁、陈其美、黄兴并称为民初“忠...     

关于币制实业借款第一次垫款交付日期的考订

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第八款第四条载明:在合同签押后,银行团可应靖政府要求,备款一百万英镑为东三省之用,“由度支部出单,或全数提用、或分次提用”。清政府于5月6日请求银行团先垫款四十万镑,以应东三省防疫及办若干工农事业之急需。不久,银行团便根据这一申请将这笔款子垫付给清政府。     

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北大核心CSSCI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日本对胶济铁路利权的觊觎和攫夺——以中日关于运价和货捐交涉为中心（1914—1928）

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后,日本政府对在胶济铁路运输的本国商品征收低于他国商品的运价,排挤他国商贸,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政府迫使北洋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将其对胶济铁路利权的攫夺"合法化"。在北洋政府的坚持下,中日条约订明青岛为中国自开口岸,这为日后中国自主制定运价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1922年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后,中国收回胶济铁路管理权,自主制定运价,对铁路运输商品实行统一运价并按照运价征收货捐。日本反对征收货捐,不断提出交涉。但直到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结束,日本的目的也未能实现。中日关于胶济铁路运价和货捐的交涉,其实质是中国反对日本侵夺中国铁路利权的斗争。     

财政巨子周学熙

周学熙（１８６６—１９４７）,字缉之,号止庵,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与张謇一起被誉为民初中国实业界的领袖,有“南张北周”之谓。民国初年他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一手擘画了民国的财政架构,并使当时濒于崩溃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被称为中国第一流理财能手;又因主持“善后大借款”而声名狼藉。崭露头角 周学熙出身于清末一个显宦之家,其父周馥是李鸿章的幕僚,深受李的倚重,后历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１８７４年,８岁的周学熙随父宦移居天津,入塾读书。从１８８２年起,他先后五次参加乡试,但都名落孙山,直到１８９３…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邹小站一、南京临时政府有没有给妇女以参政权一些论著为说明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性、民主性,根据１９１２年２月４日孙中山在给“女界共济会”的复函中,曾说过“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致”的话,便断定：“据此,临时参议...     

黄兴清末上海陷狱前后

黄兴是辛亥革命元勋,有“革命实行家”之誉,当时人们以孙黄并称。他为革命忘身,不避生死,不计名位,多次擘划和领导反清武装起义,驰骋在斗争第一线。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巷战中,他英勇负伤,当时被捕的革命党人,多人自认是黄兴,以自己的生命来掩护他脱险,事迹何等感人!在黄兴的斗争生涯中,曾有一次陷狱经历,即1904年11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狱。这是同盟会尚未建立以前,以黄兴为代表的内地各省反清革命力量正集结上海,筹划起义大计之际。由于发生此次事件,黄兴不得不再东渡日本,重新安排革命领导团体的落脚点,开拓新的革命局面。     

有关中华自由党史料三件

中华自由党是由谢树华、林与乐等人于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发起,同年2月3日正式成立的。该党推孙中山、黄兴为正副主栽,提出“维持社会自由、扫除共和障碍”的口号。最近,我局在本县文家乡德胜村上湾覃大安同志家土墙中发现了其祖父覃玉林(1872——1944年,自由党党员)收藏的几件有关中华自由党的史料。特予公布,以为研究民初政党史的参考。     

道契与道契档案之考察

道契与道契档案之考察陈正书道契（ＴｉｔｌｅＤｅｅｄ）是１８４７—１９３０年间，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人的地契。由于必须经道台（苏松太道、津海关道）钤印（１９１２年后由相应的行政长官，如：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与沪海道尹会衔；外交部特...     

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预备“裁厘加税”,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加之清廷措置失当,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