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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惠僧,曾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包惠僧,曾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员,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当然也是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晦生、包一德、包一宇,1894年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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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包惠僧受毛泽东之命,写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回忆的结论是:毛泽东是“突出的天才”,包惠僧是“一个庸人”。那个时候,空气还不太紧张。包惠僧不经意间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他说:中共一大“选出三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并决定……陈独秀未返沪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周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代理书记,并与李大钊并列!包提到这一段几乎被埋没的重要历史,对被盖棺论定为汉奸、同侪惟恐避之不及的周佛海来说,也不枉生前相交一场了。生活中的人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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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包惠僧的名字。包惠僧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变节,曾任国民党军中将。新中国成立后,落魄的他给曾经的战友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迷途知返,并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史料。早期的记者生涯积累了改造社会的最初想法1894年,包惠僧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乳名包道亭。青少年时期的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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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解放日报》披露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发现。很快,制作精致的模型送到了北京。毛泽东审视后,说了一句话：“叫包惠僧到上海去看看。”于是,１９５４年３月,正值花甲之年的包惠僧来到上海,以中共“一大”亲历者的身份,审视了会址,并对“一大”纪念馆的布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时隔几年,又一重大发现使中共党史专家们为之震动。从莫斯科归还的几箱档案里,专家们惊喜地发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为了确认这批长期封存在共产国际资料库里的文件是否可靠,１９５８年８月,有关部门将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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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作为“一大”代表,目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他是陈独秀的指派代表。但笔者认为,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厌其烦地申明自己是广东代表而不是陈独秀的指派代表的回忆是可信的。认为包惠僧不是广东代表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强调包惠僧不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而是武汉小组的成员。然而,这个在逻辑上说得通的推论却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我们将考察的视角“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大”召开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很大的流动性,而且也往往认可这种流动的事实。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那时谁也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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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黄土坡２７号 革命先驱黄负生是湖北早期共产主义战士之一。他家住武昌黄土坡２７号。湖北省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于１９２０年前成立、１９２１年成立了中共武昌区执行委员会（即省委），“一大”代表包惠僧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委员，黄负生任宣传委员。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马克思主义学会研究部、妇女读书会和武昌区党委机关刊物《星期评论》，黄任《星期评论》主编。黄土坡２７号即是黄的家，是武昌区党委驻地，又是许多革命先驱者汇聚与战斗之地。 其实，这幢房子是个很普通的住所，原是一家报社的旧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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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过去,世界忘记这个人了吗?似乎没有。在历史的每一个拐角,陈独秀的名字总被人们这样那样反反复复地说着。直到1979年他诞辰百周年的时候,终于开始有了中肯的评价。此后陈独秀的墓两次扩建,立在墓前的“无字碑”,给后人留下一个再评说的机会。五十年过去,今天我们又提起他。 1942年5月13日,曾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包惠僧来到四川省江津看望隐居于此的陈独秀。陈独秀正在写作《小学识字教本》,见老友来,匆匆完成笔下的“抛”字起身相迎。然而,这个抛弃的“抛”字,竟是他一生落笔的最后一个字。5月27日,陈独秀撒手而去,享年63岁。 从晚清秀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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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以忱是中共中央首任监察委员,秋收起义中的风云人物。又与董必武、包惠僧、邓演达、瞿秋白、刘少奇、胡秋原等国共人士合作共事。还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忠诚与背叛》中主要人物的原型。董必武称他为"农运领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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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炎黄黄春》第７期周而复同志为纪念党的诞生而写的关于一大的文章,其中对于一大闭会日期,周老认定为７月３１日。这点,似乎尚可斟酌。 董必武是一大代表,他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对日写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在李汉俊家出事后,“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这是离１９２１年时间距离较近的回忆。张国焘是会议主席,１９７１年他在《我的回忆》中也说,“第二天停会”,“另觅开会地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则认为,“闭幕日期是八月一日或二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１１页）。据当时具体操办人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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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文化科技成果展览和技术交易会》,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举办的《全国文物科技成果展览》,分别于六月九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七月五日至八月八日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由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哈尔滨科技大学联合研制并获得文化部1983年—1984年科技成果一等奖的曾侯乙编钟的全套复制件,由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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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2006年2月去世后,很多人都劝我写一写文章,我却总是提不起笔来,除了参与起草老人的悼词,发表了一篇IH稿《张中行与通县师范》外,什么也没写。我想,人不在了也就不在了,写不写文章,其实已经和老人无关了。悲伤在自己心里,写不写出来,其实也和别人无关——为什么非要写出来给别人看呢？陶潜诗云：“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如此而已。悼词定稿后,人教社张厚感先生曾来电,说落下一句很重要的话：“他的逝世,是我国教材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我回复说,老人已经走了,作为晚辈、友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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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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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今年４月３日到５日,我访问了湖北赤壁。同行者中有一位原《方法》杂志编辑李可同志。当他了解到１９３７年１１—１２月我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委（不久就改称湖北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农委）委员时,告诉我与我同时担任农委委员的何功伟是他岳父何功凯的兄长。他还告诉我,何功伟和李锐是好朋友。何功伟在１９４１年英勇就义前,曾写给他的父亲两封遗书,李锐读后认为此信写得极好。不但内容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文字也很动人,十分出色,可以作为范文编进中国语文教科书。 李可对我讲起何功伟,引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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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共13人,分别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陈独秀指派）。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