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中华民国大学院制(上)

在中华民国教育史上,也即在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０年期间;曾试行过一个以“大学院”、“大学区”冠名的教育行政制度。这个新制度的肇创人即为民国教育界公认的“泰斗”蔡元培。然而,这一时有“奇葩”之誉的制度仅为昙花一现,试行不到两年便被废止,而作为“栽花人”的蔡元培先生,在这一制度试行之前,曾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权,在这一制度夭折后,却愤而辞去本兼各职,出走南京,甚至与中共结盟,反对蒋介石独裁。这在蔡元培一生中称得上是一次最重大的转折,而这一转折的原因,显然与大学院制的兴废直接相关。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     

今天如何做大学教师

“今天如何做大学教师”这个问题与对大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可能有不止一个答案,我对大学的理解比较简单,即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地方,是培养高质量公民的地方。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这样的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对于大学而言,比起大楼来,大师确实要重要得多。但大学之谓大学,还在于它有在此求学的学生。没有大楼或大师,大学还能存在;没有学生,大学就不能存在。只盯着大师,不重视学生,结果必然是既不会有大师,学生也被耽误了。因此,大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大学教师也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若无这个中心,大学便无必要,而大学教师也就无事可做。如果大学是以学生为中心,如何做大学教师的问题也就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回答。     

民国时期的“大学院”和“大学区制”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蔡元培等,试图改革中国的教育管理制度,他们提出并试验了“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方案,其原意是欲改官僚化的教育部、教育厅为学术化的大学院、大学区。但是,在官僚制度下,“学术化”的大学院和大学区,也不免陷于“官僚化”的泥淖,结果导致一片混乱,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大学院,是将全国依省份划为若干大学区,按北伐进军的次序,命名为第一中山大学（广东）,第二中山大学（湖北）,第三中山大学（浙江）,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在中央则不设教育部而成立“中…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大学院改制失败原因又解

<正>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大学院制是中国历史上教育独立的一次积极尝试。关于大学院失败的原因,陈哲三曾归纳为与训政精神不合、学界派系的倾轧、主持人物的由合而分、经费的困难等(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9页)。还有学者认为失败缘于对法国教育行政制度模仿失当和大学院制自身的缺陷等(杨卫明、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非凡尝试——民国时期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但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记

拔毛者惩,碰根者罚“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这是1368年明王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反复告诫官吏们的一段话。但有的官吏偏偏置若罔闻,“拔其羽”者有之,“摇其根”者有之。对此,明太祖朱元璋认为非惩治不可：“养粮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贱良民”。1369年,他便对群臣宣布要“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于是,一场历史上仅见的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逐渐展开。开国初,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污被杀的很多,…     

《荀子》零诂

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梁启雄《荀子简释》:“分,疑本字之讹.”今按,梁说不察《荀》书同例.“《荀子》全书大恉,胥归于礼”,而“荀子谓礼之意义,一言以蔽之,曰“分”.其意义与作用,在建设一种分的制度,使其各守所分而不相逾越侵犯也”.(请参阅罗根泽《荀子礼论通释》,刊《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分”既用来作为治国之制,所以,《荀》书有时便把“分”作为制的同义语.如,《荣辱》;“所谓大分,也就是重要准则.《荣辱》:“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     

镌刻在建筑上的大学——大学生诞生

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大学者,遍布大楼。而且每一座大学的建筑,都鲜明地刻着大学的历史和发展方向。当我们细数中国的百年大学时,还会发现,那几乎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无论是大学还是大学建筑,几乎用一个词——中西合璧——即可道尽。     

“高高下下”解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国语注” 谓:《国语》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大子普谏灵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 谓不堕高,不堙卑,顺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谏吴王曰:“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 谓台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语同而意则异.(重点为笔者所加.)是十分确切的.但解释的并不清楚,使人不易理解,其意不同,可从原文看出.     

大学者亦大楼也

1931年12月2日,清华大学迎来了新校长梅贻琦。在做就职演讲时,寡言务实的梅贻琦却说出了一句此后广受推崇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可谓点睛,对于大学,师资可不是第一位么。不过大楼呢,恐怕也未必就无足轻重。     

司马光史论的特点

我国古代史学有讲究经世的传统,所以论史往往寓论政,司马光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是其史论的一大特点。司马光论政中有论史。如他晚年乘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之机,反对变法,建议更改新政。但又担心议者有“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之说,于是,一方面强调,“彼谓无害于     

论清代知县出身与康雍乾时期的用人政策

县级是清代国家机关的基层,其主官知县则是“亲民之官”,他既是国家赋税的主要聚敛者,又是司法的初级审判者,他们在本地区劝农赈贫,兴养立教,维持治安和稳定,按清代规定,知县是正印官,在正印宫负责制的当时,知县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很大,实关系到吏治民生。故对其选用比较严格。然而,知县的选用又是流品最杂,无论是“正途”还是“异途”出身,均有可能破任用为知县。乾隆七年(1742年)廷试进士有条制策云:“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谓人而为清官,是绝不可能的,但反映出君主对吏治的重视,并且结合严刑峻法以整肃之。在流品分明,等级有序的当     

《史通》方志札记（续）

《史通》虽是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但可旁通和资鉴于方志。可借鉴和引申的主要观点：史志其源其流皆有正宗之谓,然而正宗者亦非恒久不废的范本;通纪和断代各有利弊,对于通断之宜、通断之选必须认真研判和决策;事势变而不恒,没有任何体裁能够以不变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史志之例因体而生,因义而设,史志编纂要重视立例依例,也要重视破例创例;方志和史书一样,也要讲究叙事,叙事之工是成就方志之美和提高方志品位的重要途径;史志编纂离不开模拟,但必须“不袭形迹”地“剪裁熔铸”,不可借模拟之名行抄袭之实;方志述作和史书品藻人物一样,应以对客观情况的了解为前提,并建立相应的机制,保障“知”然后“述作”的实行。     

我与湖北（四）

整编法令依韩非之所言,法令者“檃栝之道”也。何谓檃栝之道？即不直者使之直、不圆者使之圆之谓。匠人则之,而有箭与轮之用。管理众人之事而无法令,犹治箭、轮者而无檃栝,此为必不可能之事。故法令与政治相需相求,不可或分。不过檃栝有能用的、有不能用的,求直圆于不能用的檃栝,不唯不可得,可能将原有的材料还给毁坏了。     

《左传》“坐甲”新证

《左传》文公十二年云:“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军吏曰:‘将有待也。’”“坐甲”,杜预未注,而其他训释则争议颇多。孔颖达疏:“甲者,所以制御非常。临敌则被之于身,未战且坐之于地。”①其意谓“坐甲”为置甲于地而坐其上。     

《古书句读释例》校证(之二)

例二十 师役则掌共其献赐肉脯之事（《周礼天官外饔》） 杨先生谓: 贾公彦疏云:“掌共其献者,谓献其将帅,并赐酒肉之事并掌之”是贾以“献”字绝句。 我以为杨先生因贾公颜疏云:“掌共其献者”,便定为“贾以‘献’字绝句。”如因贾解释“献” 字便以“献” 字绝句,而先解释“献”字的并非贾公颜而是郑玄注谓:“献,谓酌其长帅”,可见郑玄便已以“献” 字绝句。其实,解释“献”字,并不足以断定以“献”字绝句。 杨先生又谓: 王氏应电云:“劳将帅日献,犒兵众日赐,献赐皆有肉脯。”按王以则掌以下十字作一句读,是也。 按杨先生的逻辑解释“献”字,便是以“献”字绝句,那么王既解释“献’又解释“赐”,便应也以“献”、“赐” 绝句,而却谓“按王以则掌以下十字作一句 读,是也。”     

从《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看僧渐江

僧渐江,为明清间著名的山水画家,世人但知其善画,而鲜了解其为人.因为有关史传著录,于其生平行状,大都艰涩隐晦,曲折闪烁,致使迄今对他们了解,与其真实情况尚有距离.但在许多著录中,对其里居世族交待还算明白.或谓其为“歙人也,俗姓江”,或谓其为“歙之桃源人也”,“俗姓江氏,为邑中鼎族.”按歙邑有两江氏,其一为肖江,先世本性萧,唐时有萧禛者,避乱渡江至歙之篁墩,乃指江为姓,是为萧江.其一为济阳江,其先世封于江,居济上,后世以济阳为宗地,唐时有江湘者,为建康刺史,爱新安山水,因以为家,是为新安济阳江氏.由于一地而有二江氏,于是渐江的族属问题,又颇多争议.     

渤海国渤州考

《新唐书·渤海传》谓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龙州为上京龙泉府之所在。湖州,金毓黻先生谓“当在忽汗海附近,盖州因水得名者也。”其说可从,因忽汗海于渤海时亦称之为湄沱湖。唯其渤州,深入考究者不多。近年,我们一直在牡丹江一带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感到渤海渤州颇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考上京之地,並非祚荣建国旧有,当为武艺“斥大土宇”所新取。《新唐书·渤海传》云:“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这里已明确指出上京之地     

习史偶得(二则)

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清人章学诚在唐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还特别增加了“史德”一条,这实在是大有深意的。章氏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章氏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足以成就优秀的史著,他指出：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章氏反对将才、学、识简单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他认为真正的“良史之才、学、识”还有深层的内涵──史德。他是把著书者的心术之正作为史识的前提看待的…     

不要与人争论

“争论”即“各执己址,互相辩论。”（《现代汉语词典》）“执”者,“坚持”之谓。也就是说,在互相辩论的过程中,双方部坚持自己的观点,谁也驳不倒谁,     

明代黄河流域各省人口稠密的差异

<正> 明于慎行犹撰《谷山笔》,记述万历初年及其以前典章、人物、兵刑、财赋、释道、边塞诸事。说者谓其“传古信今,凿凿不磨”。其卷十二《形势》篇,首论当世各处人口分布的疏密说:“以江北言之,两河、山东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陕西,最密者山西”。按:明代以前的人口分布,山西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