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当日西安方面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明码通电,即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大救国主张”。此份电报是张、杨早上8点多在捉到蒋介石之后发出的,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日下午六七点才收到。也就在当天凌晨的寅时（3时至5时）,张、杨曾提前向,     

国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的态度

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张、杨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事变是他们发动的,当时的蒋介石处于他们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处置蒋介石的任何方案,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就根本无济于事。而张、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主张和平解决。其次,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当时张、杨非常信任中共,指望中共作出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决策。特别是后来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以     

蒋介石浑然不知的惊险一幕

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斗争几十年,至少有两次完全可以把他控制起来,甚至可以置其于死地。然而,中共出于对大局的考虑,都没有这样做。一次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共产党完全可以从张、杨手中把蒋弄过来,或控制,或处死,为死难的众多烈士报仇。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顾全民族的利益和抗日大局,和平地解决了轰动世界的西安事变。     

“捉蒋”后周恩来差点到不了西安

西安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尚未就逮,张学良就迫不及待地于12日清晨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事变成功的消息。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从电文看,毛泽东是让周恩来在13日就赶往西安,以抢得先机。确实,借助由张学良提供、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一、“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古城西安临潼华清池突然响起了枪声,划破了寒夜的宁静。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抗日救国,在向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多次进谏无效反遭斥责后,终于采取了兵谏行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序幕。张、杨冒着极大危险,以英雄无畏的胆识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上,却举棋不定。于…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发了多少军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应中共的要求开始向红军提供经费,他向红军提供的第一笔经费是50万元的善后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937年2月1日,主持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顾祝同在西安向中共代表李克农表示：“第三者（中共）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2月2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2月4日再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同时顾祝同还承诺以后每月给红军20万元。     

回忆在白区做统战工作

受命传达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 １９３６年４月,我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会后,邹韬奋先生介绍我到新疆协助杜重远办《新生命》刊物。同年１２月,我便启程赴新疆。至张掖时,突然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我万分高兴,认为这是时局的转折点,应暂不赴新,回上海为宜。于是我便回返,１２月底到达西安,又获悉张学良已释放蒋介石并亲送其回南京,我即找救国会西安分会商定行止。１９３７年元月初旬,西安救国分会负责人车向忱介绍我到西安七贤庄会见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他俩和我谈了好几次话,每次谈话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详细地向我说明西安事…     

西安事变中的洛阳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关于它的历史意义已早有定论。本文仅就洛阳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作一探讨。洛阳地处陇海线,是陕西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以在洛阳“避寿”为名,在其周围部下重兵。约有嫡系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今京广铁路郑州至武汉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上。然而,蒋的如意算盘却把张、杨“逼上梁山”。     

文史博览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初抵南京时的情景何廉1936年12月25日,正是耶稣圣诞日,翁文灏吴鼎昌和我去到孔祥熙家。他笑着迎出来,说今天会有好消息。中午前后,我们知道蒋介石脱险了。他从西安飞洛阳,第二天就从洛阳来到南京。蒋介石到达南京的情景确实令人难忘。我们全上机场去迎接他。抵京后,他即来到在中央军官学校的住所。行政院的全体阁员和所有的高级将领都跟随着前去。约摸个把小时后,他出来和大家开个会我记得他当时脸色惨白,一副病态深重的样子,穿了件长袍,步履维艰,后背伤势不轻。他十分简要地汇报了一下情况,并说他要辞去政府的职务。他说…     

西安事变后,我劝杨虎城不要回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逼迫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杨将军要我和杨明轩(1891年生,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6年入党。后在西安从事教育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     

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善后方针变动经过及原因的再考察

西安事变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即酝酿、发生和解决。事变的解决并不因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即告结束,恰恰相反,和平与和解并未到来,战争反而随时可能发生。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前后有变,影响到对事变及对统战的诉求认识有变,中共中央应对事变善后的政策方针也有过一系列极其复杂且十分重要的变动。但是,和西安事变应对过程一样,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政策主张在求和而非求战,因此其选择最终还是极大地左右了事变解决的方向与结果。     

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

一 上海解放后,我从济南直接去上海,被调去接管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军代表和接管专员。尽管工作繁忙,我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去看望宋庆龄。听说她已移住淮海中路1843号。　　一天我去宋家,李妈远远地看到我,高兴地叫起来：“啊呀！钱小姐,夫人经常提到你。”（1936年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时改姓钱）她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我陪你看夫人去。”李妈把我引进客厅,坐下后说：“我去告诉夫人。”一会儿皮鞋声从楼梯上传下来,我知道是宋庆龄下楼了,赶紧站起走到门口迎接她。宋看到我非常高兴,双臂敞开把我抱住,在客厅里走一圈,…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谁先觉察到西安将要发生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前,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个别人知道外,一个远在几千里外的局外人,已经知道西安将要发生变故。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将晏道刚、曾扩情二人安置于张学良、杨虎城身边,要其对张、杨进行监督、控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而晏道刚、曾扩情事先丝毫没有察觉,致使蒋介石受到囚禁,丢尽脸面。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西安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惊魂未定而又满腹嫉恨,便对事变前没有察觉的责任人进行处罚:“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宋庆龄的钱——她为中国革命倾尽所有（续）

1949年初,宋庆龄热爱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但黎明前的黑暗还没过去,即使上了苏联客轮的冯玉祥都死于非命。毛主席非常担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危,准备安排中共地下党送她去香港。宋庆龄表示,“伟人的主席和全党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然而“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蒋家儿媳公开蒋介石日记幕后

2007年4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宣布,继去年5月底公开蒋介石1917-1931年的日记后,即日再开放蒋介石从1932--1945年的日记。这是胡佛研究院开放的第二批蒋介石日记,涉及到日本侵华、西安事变、中日战争、二战期问中美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评价说：“这对研究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在那段时间的历史,都非常重要。”     

蒋介石扣押钱大钧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在允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方被释放回南京。然而他一下飞机,即向戴笠下达了两项指令:一为扣留张学良,二为扣留钱大钧。扣张,人们尚能理解;扣钱,却令人大惑不解。就连时任蒋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中将主任的钱大钧自己也万没想到,陪蒋归来刚下飞机即被莫名其妙地押上了汽车。     

张难先在汉口查办三大案件始末

1932年夏天,蒋介石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总司令部内设党政委员会,张难先以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这年秋天,张先生要我去帮忙,说有几件重大案子正在侦察,不久将要提出检举。我于是做了监察处主任办公室的秘书。张难先在国民党内以廉正著称,1927年他在广州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局长时已有清誉。1929年南京政府五院成立,戴传贤邀张难先任考试院铨叙部长。翌年冬,蒋介石调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暂避舆论攻击准备下野前,先把他的军事将领安置要地,以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