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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娄雨亭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1)
<正> 《宋史·艺文志》著录“《两京道里记》三卷,不知作者”。今顾吉辰先生《宋史比事质疑》一书考证说:“《崇文总目》卷二云:‘《两京道里记》三卷。’注云:‘绎按唐志,韦述撰。’据此,当韦述撰《两京道里记》。宋志不著撰人,恐欠妥。”上文的“绎”是指清嘉庆时辑注《 相似文献
2.
王七一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1)
<正> 《旧唐书》卷九二《韦斌传》云:“天宝五载,右相李林甫构陷刑部尚书韦坚,斌以亲累贬巴陵太守,移临安太守。”《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韦氏“郧公房”亦记:“斌,临安太守。”然《新唐书》卷一二二《韦斌传》则云:“斌以宗累,贬巴陵太守,移临汝。”《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亦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临汝太守韦斌降于贼”。再检《元和姓纂》卷二韦氏“京兆杜陵”房记韦安石次子“斌,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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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21(1)
中华书局本《清史稿》卷63《地理志十》2093页陕西西安府兴平县下云:“县丞驻张店。”然检索史籍,此处兴平县丞所驻之“张店”实为“店张”之误。嘉庆《重修一统志》(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影印本)卷226《陕西统部·文职官》西安府下云:“(乾隆———引者注)二十六年,移兴平县丞驻店张镇。”《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卷472“乾隆十九年九月上乙酉条”云:“陕西巡抚陈宏谋奏:西安府属兴平县之店张驿,差务繁多,驿丞不能独办,应将店张驿归醴泉县经管。驿丞缺裁。”同书卷648“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下戊戌”条云:“……又兴平县属店张镇… 相似文献
4.
张明华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23(1):15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五代史》卷69第914页,正文有“(张)宪初闻有变,出奔沂州。”卷后第923页《校勘记》第二条“出奔沂州”称“殿本、刘本同。《资治通鉴》卷275作‘出奔忻州’。《资治通鉴》注云:《九域志》:太原府东北至忻州二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后言也。”但对张宪出奔之地究竟是“忻州”抑或“沂州”,却不予判明,使人读后更不得要领。按,北宋初年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3载:“沂州,琅琊郡,今理临沂县”;该书卷42又载:“忻州,定襄郡,今理秀容县……秦为太原郡地,今州即汉太原郡之阳曲县也……(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复为忻州”。“沂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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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3)
<正> 中华书局本《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七“昭州”云:“武德四年,于县置乐州,贞观八年改乐州为昭州,取境内昭潭为名。”其“校勘记”称:“《考证》官本按云:‘昭潭,《旧唐书》作“昭冈潭”’。按乐史昭潭下引《湖南记》云:“郡北有昭冈,潭只在江中,盖因冈以为名’。详其文义‘冈’字宜断句,‘潭’字属下,刘(日句)误属上读,宜以此志为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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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石乾小考》(载《文物》1999年第4期)中所引“春云离离浮纸肤……”一诗(以下简称“春云”),在未经仔细论证的情况下,断为石涛所作,实误。今据所得材料订正如下: “春云”一诗原作者为文征明。此诗初见于文氏《甫田集》卷六,题为“题高房山横轴”,款“征明为子儋题”。另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亦载此诗,为“高克恭《秋山暮霭图》”的题跋。吴升《大观录》卷十八卷载《高尚书青山暮霭图卷》,后亦录此诗跋,款为“征明为子儋题”。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此诗名为“题高彦敬云山图”,款为“文征明为朱子儋题”。按“朱子儋”其人,姜绍书《无声诗史》卷 相似文献
7.
张伟然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3)
贺次君先生点校之《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嘉惠学人,功德无量,然细加考究,则仍未免略有微瑕。故此,笔者试为《志》中有关今湖北、湖南两省内容之误校及较为重要之漏校,作一补正。 1.页五二七:“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校勘记:“今按:‘南阳县’,《舆地纪胜》襄阳府引作‘南阳郡’,谓《元和志》引‘《楚地记》云’,今各本皆无此句,未详。” 按,《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襄州载:“《楚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可见《舆地纪胜》谓本《志》引‘《楚地记》云”有据。本《志》引文献而不言出处者甚多,《纪胜》指明,未必即本《志》原文,各本固不必有之。 然《纪胜》作“南阳郡”则误。本《志》引自《楚地记》者,当止上述《寰宇记》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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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戴斗诸蕃记》一卷,后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新唐书.艺文志二》点作戴斗《诸蕃记》(第1508页),以“戴斗”为人名,《诸蕃记》为名,张万起先生还将“戴斗”收录到《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中,于是不少人都以为唐朝有一个叫戴斗的,著有《诸蕃记》一卷,实误。按“戴斗”,典故名,指北方朔漠之地,语出《尔雅.野》:“北戴斗极为空桐。”郑樵注:“戴,当也。斗极,极星也,谓之天枢。”古人常用这一典故,《唐大诏令集》卷六六《停封禅诏》:“亡其砂塞之地,游魂戴斗之乡。”张易之《出塞》:“转战磨笄地,横行戴斗乡”皆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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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第一位小说家干宝南迁后的客居地说法不一,如清代学者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搜神记》中这样写道：“《搜神记》二十卷,旧题晋干宝撰。宝,字令升,新蔡人,徙嘉兴,召为著作郎。”而在清宋慈抱著、项士元审订的《两浙著述考·搜神记二十卷》注：“[晋]嘉兴干宝撰。”在明嘉靖《海盐县志》卷三则云：“《一统志》,干宝新蔡徙嘉兴。又,宝父莹墓在海盐,则徙实自莹始,而宝固海盐人也。《五行记》：宝,海盐人。”1997年新编的《嘉兴市志·人物传记》干宝条下云“干宝（？-336）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幼随父莹南迁,定居海盐”。[第一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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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永成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6)
近读校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发现四则时间、官职、人名方面的错误和标点失误之处,今不揣浅陋,稍加辨证。 1.《长编》卷二○《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辛卯》条（P.464）云:“以建州邵武县为邵武军。” 按:《长编》此处的“太平兴国四年”应为“五年”。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一载:“邵武军,本建州邵武县地,皇朝兴国五年以户口繁会,路当要冲,于县置邵武军。”《元丰九域志》卷九亦载:“同下州,邵武军。太平兴国五年以建州邵武县置军。”《舆地广记》卷三四、《宋史》卷八九《地理志·福建路》记载同上两书。再查《福建通志·地理志》卷一《沿革上》亦云:“建州邵武军,太平兴国五年置。” 2.《长编》卷一七《太祖开宝九年九月癸酉》（P.376）云:“户部尚书致仕、赠左仆射刘熙古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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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黄图》卷之二记云：“甘泉宫,一日云阳宫。”《关辅记》云：“林光宫,一日甘泉宫。”陈直校《三辅黄图》卷之二按引《元和郡县志》卷一云：“云阳宫,即秦之林光宫,汉之甘泉宫,在云阳县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与以上相同的说法,见于《关中记》和《秦会要订补》等书。秦汉时期,在云阳县(今淳化县)甘泉山地区所建之“云阳”、“林光”、“甘泉”,是各有其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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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吉辰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3)
崇宁四年开封府襄邑县建州名辅州 （1）《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畿路》:“崇宁四年,京畿路复置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先是,改开封府界为京畿路,是年,又於京畿四面置四辅郡:颍昌府为南辅,郑州为西辅,州为北辅,建拱州於开封襄邑县为东辅,并属京畿。” 按:“拱州”应作“辅州”。“拱州”乃后改之名。考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八《京东东路》条云:“拱州,祟宁四年以开封府襄邑县建州,各辅州,以为东辅,又改今名。”又考欧阳忞《地广地》卷七云:“东辅拱州,……皇朝属开封应天府。崇宁四年,建为辅州,以为东辅,又改为拱州,治襄邑县。今县六。”据此,作“辅州”是,“拱州”乃后来改之名,《宋史》记误明矣。（页2106） 崇宁三年升曹州为兴仁府 （2）《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东路》:“兴仁府,辅,济阴郡,彰信军节度。本曹州。建中靖国元年,改赐军额曰兴仁。崇宁元年,升曹州为兴仁府,复还旧节。” 按:曹州升为兴仁府乃在祟宁三年,非元年。《宋朝事实》卷十八云:“兴仁府,建中靖国元年改周彰信军为郡,后陞府。”《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五云“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改曹州彰德军为兴仁军”前者不云升府时间,后者“彰信”误作“彰德。”今考《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一:“兴仁府,旧曹州,督府彰信军。建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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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有为上光绪第六书,在康《戊戌奏稿》中名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个折子最早见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光绪向用康始末障。我因该折所载康建议,与戊戌五月十四日庆亲王奕动（遵旨妥议折）所载康建议不合,遂判断《戊戌奏稿》及《戊戌政变记》所载该折系政变后为了攻击旧党及需叙述（光绪向用康始末）而伪作。我送进一步考证康《戊戌奏稿》,发现《戊戌奉稿》所载奏折二十篇及进呈编书序五篇,其中仅（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及（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序）刊布于戊戌政变前,真实可信,其余二十三篇都是假的①。由于康奏折原件可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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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山墨戏图》卷,即云山小卷。此卷纸本,纵22.2厘米,横194.8厘米。墨笔画。汪氏《珊瑚网》画跋卷四著录。云: 余墨戏气韵颇不凡,他日未易量也。米元晖书。兰隐。至乐轩画卷妙品第一(按应为“三”字)。刘珍、庭玉。 汪氏自记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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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七卿年表二》载: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八月下狱,弃市。”同书《庄烈纪二》又记:崇祯十五年八月“丁卯,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寻弃市。”夏燮《明通鉴》亦从其说,将陈新甲下狱的日期系于崇祯十五年八月丁卯。按是月朔为戊戌,丁卯为三十日,即八月最后一天。此说将陈新甲下狱、弃市的时间置于该年八月,其被杀自然也不会晚于丁卯,这也就是说,他的下狱、弃市发生在同一天。实际上,并非如此。关于陈新甲之下狱,《崇祯实录》崇祯十五年七月条记:“丁酉,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谈迁《国榷》卷98、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亦有相同的记载。王鸿绪《明史稿·庄烈帝二》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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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两京城坊考》“西明寺”校误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史红帅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
《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延康坊西明寺下云：“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谋反,诛后没官。武德中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以赐魏王泰,泰薨后,官市之。显庆元年,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立寺。大中六年,改为福寿寺。”此处西明寺于初次立寺及改名福寿寺时间并误。关于魏王泰宅的立寺,《唐会要》卷四八西明寺下云：“本隋越国公杨素宅,……贞观中赐濮王泰,泰死,乃立为寺。”此与徐《考》“泰薨后,官市之”之说殊异。《长安志·唐京城四》云：“次南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显庆元年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大中六年改为福寿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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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关于《法显传》的提要,有两处不确: 其一,提要云:“法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案:法显在建康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觉贤)“参互辨定”的,指他们合译之天竺律藏,不是指《佛国记》。《佛国记》如后世刻书人解题所注,是法显“自记游天竺事”的游记。此类文体唯有躬身实践的旅行家才有可能撰写,非局外人所宜蹑足者,亦无资“参互辨定”。何况,法显在《佛国记》有言:“(413年)夏坐讫,……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律。”此又见其与跋陀罗“参互辨定”的分明指合译经律。《魏书·释老志》云:“(法显)所得律通译未能尽正,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辨定之,谓之《僧祗律》”。是经为法显译经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者,此言亦分明指他们合译律藏,而不是指《佛国记》。盖提要作者一方面说到《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