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

思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切入,可以从深层次上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也可理解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思考新世纪史学一系列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近代西方学人注意到从思维角度研究中国文化。还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Granet)就提出了"中国思维模式"的命题,认为"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跟它自身的文化习俗、思     

权利视野下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离不开比较,实际上远在所谓比较史学概念出现以前,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一直在比较中工作。然而,比较什么,为什么比较,从什么角度比较是很重要的。史学家在中西历史之间的各种比较,对加深中西历史的认识很有帮助,但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历史发展     

中国世界史主体意识的现代诠释

对现代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体间性这一观念的理解与再诠释,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中国世界史学主体性的理解,并为中国学者以主体的角色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中的更大责任和义务。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构建中国世界历史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中国史学的个性——刘家和先生史学思想发微

刘家和先生出入经史,在中西史学比较的视野下提出,中国经史之学的根本特征体现于与欧洲古代不同之历史理性取向,中国史学具有独特而持续的通史精神,并曾推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中国史学求真致用之说蕴意深远。这些看法相互关联,将相关思考引入哲学与比较文化层面,从而使得中国史学根本特征及中西史学异同昭然若揭。先生融会经史、通贯古今、纵横中西,其学术气象及一系列学术主张,足以对今日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构成诸多启发。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比较史学何以成为可能——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初探

比较史学侧重于跨时空的历史对照研究,是一个晚近新兴的历史研究领域。刘家和先生为构建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比较史学,将"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基础,以可比性为中心建立比较类型,在对史料进行考证批判的前提下就比较对象进行深入剖析,抓住其异同的本质,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比较类型,从而把握比较对象的本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实践具有方法论层面的示范意义,显示出独具一格的理论旨趣,将比较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些理论和方法建立在大量具体的中外、中西史学比较成果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性,为解答比较史学在实践中何以可能的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中国史学和源起于古希腊的西方史学素以渊源流长、各具异彩并闻于世。这两种根植于不同区域文明的史学,曾在相互独立的状态中,历经二千余年演化,形成了各自的深厚传统。通过比较去认识两者的特点,对于今日融会中西之长,建设当代历史科学,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对中西史学源起过程及其早期史学观念的比较探讨,自然只能对此项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之比较

中西传记的史学观念与中西所共有的原始宗教文化形式紧密相关,并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在古希腊罗马,由于自然崇拜、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其文化结构中的矛盾运动,传记史学兴起后自成一体,与叙事史学并行不障;而中国则由于祖先崇拜长期占据优势,传记史学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产生后,遂将叙事史学同传记史学结合起来,定为一尊,形成正统的史学体裁。比较研究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但另一面是,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当代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具有实用性、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研究内容从单纯的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文化、比较文化、心理发展文化以及影视文化等领域,研究视角大体包括概览性研究、分类性研究、阶段性研究、国别性研究、比较性研究、理论性研究。中国的西方文化史研究是随着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扩张和传播而兴起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的著述大体可分为综述性、专门性、比较性和理论性四类。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西方文化史研究,许多涉及“西方文化史”本体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略论陆懋德的史学思想

陆懋德是20世纪前半期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他强调治史应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为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他的这种史学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历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其所撰述《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史学界影响甚大。本文对李大钊之历史理论著述的稿本作了新的考证、复原,对其历史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中国语境作了新的诠释。发现现刊的各种李大钊文集、全集均遗漏了《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一文;《史学思想史》因按单篇收入亦显零乱,不便于对李大钊历史理论著述的完整理解。李大钊对历史理论的探研与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胡适的治学方法明显不同,属于史学理论研究中当时较为薄弱的历史理论的层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魏宏运先生访谈录

魏宏运教授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知名专家,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投身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主持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料的收集整理,率先与国外学者合作进行口述史调查研究,改进、拓宽民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领域,培养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史研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卓越的成就。     

日本学者松本洪对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的开拓性研究

[提要]本文对日本学者松本洪撰写的《上代北支那の森林》一书进行了介绍性评价,指出该书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北方历史时期植被变迁的一部重要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此书是一无所闻。松本洪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完成的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特别是在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来复原中国北方古代森林植被形态这一点上,史念海后来所做的研究虽然在学术深度上要远远超出于松本洪之上,并且还普遍结合有实地考察和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运用,但是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却与松本洪完全相同。因此,松本洪理应作为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研究的开拓者而被写在近代学术史里。     

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以广东梅县为例

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学界研究较薄弱的山区侨乡——梅县为研究区域,对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华侨在率先投资近代工业中,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及经营理念。在侨乡工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华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几点思考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新时期的历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如何对新时期做出科学的阶段划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首要问题。理论界对新时期的概念、新时期的上下限、历史阶段的具体划分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架构中国特色的历史分期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乃至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理论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对新时期的历史做出阶段性的划分,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要把新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生动展现出来,还要进行认真的、大量的理论和史料准备,进行艰苦的、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家庭史研究刍议

中国家庭史研究存在误区 ,其一是研究对象与婚姻史、家族史错位 ,其二是忽略历史资料中的家庭与实际家庭的区别 ,其三是把复杂多样的家庭简单化 ,最后是认为家庭史研究只研究历史上的家庭。家庭史研究应通家庭的“古今之变” ,理清家庭历史演变的来龙去脉 ,其历史使命是通过了解中国家庭的过去 ,正确地认识现状 ,科学地预见未来 ,从而推进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型。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