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在辛亥鼎革之际的努力与抉择

作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满族亲贵奕劻,是辛亥政局变动枢纽中之关键人物。在清王朝危机四伏之际,他受命组织责任内阁,却因朝野上下各种政治势力的掣肘、攻击而不得作为。武昌事变后,奕劻力荐袁世凯出山,不料,袁世凯却另有所图。在挽救清王朝命运无望的形势下,奕劻退而求其次,竭力推动清廷交出政权,以清帝逊位的和平方式,换取优待清室条件,保全清皇室。从其在辛亥鼎革之际的表现来看,奕劻务实而不保守,能够与时俱进,既全心全意维护清皇室,又不完全拒绝共和,是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人物。这些在历史表象背后隐藏的诸多细节,实在值得认真发掘并客观地加以评估。     

辛壬之际的赵秉钧考论

辛壬鼎革之际,赵秉钧作为北洋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第一,武昌起义后,奉袁世凯之命秘密潜赴北京,联手亲北洋的王公贵族,积极筹划维护京师治安,破除京师谣言,避免了京城满汉尖锐对立局面,保证了京师安全。第二,在袁世凯开始转变政治态度,对革命党由剿转抚之时,赵秉钧又立即支持南北议和,并赞画袁世凯左右,有效地避免了皇族年轻贵胄们制造的多起反袁举动,解决了袁世凯诸多后顾之忧;外交上,亦能随势而动,虚与委蛇,策应袁世凯的外交方略。第三,赵秉钧在清帝退位一事上出力颇多,当清廷御前会议犹豫不决、踯躅不前时,为袁世凯独当一面,充当马前卒,适时游说隆裕、诸亲贵,接受全国共和之大势,最终促成了辛亥和局的实现。     

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     

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中央官员的捐输活动

捐输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为弥补军费奇缺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之一。这次用输活动问清朝以往的历次捐输相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即声势大、范围广、人数多、集资快k江清近八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许是由于有关的史料发掘不够的缘故，迄全现在我国史学界对这次大规模的捐输活动尚无专文论列。我们在编纂《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一书小卜欣喜地发现了大量的有关捐输的档案史料，从而为我们研究这一课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本文拟先就此次捐输的历史背景、捐输奖叙章程及中央官员的捐输情况作出探讨‘不当之处回治了指正。一…     

奕劻与清帝逊位

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局势日益严峻,隆裕太后迭次召集王公大臣开御前会议商议对策。仅1912年1月1日到2月12日,不到两月间,清廷召开的亲贵会议就达13次。①在历次会议中,清廷亲贵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南京和谈,逊位共和,一派则支持君主制,主战。据各类记载,当时皇室权贵大部分倾向议和,惟小部分反对,而奕劻即"大部分"之一,且力主清帝逊位。《辛壬春秋》称,醇亲     

清末民初鼎革大变局下动荡边地的个体应对——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在库活动探微

清末鼎革之际,外蒙古局势亦发生骤变,云集于库伦的王公活佛乘武昌起义之机,尽逐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诸官员,导致清廷与库伦之间的联系彻底中断。危急之际,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勇肩重任,不断向清廷汇报该处情报、上呈治乱方略。同时他又担任抚辑委员,竭力保护在库内地商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民国成立后,顾保恒继续履行以上职任,直到民国元年十一月被迫"出奔"后,才结束其卫国护商使命。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之际,顾保恒之类的时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其努力不能忽视。同时,他们应对边疆危机的不足及所遗教训,亦为史鉴。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宣统三年的东三省总督更替

宣统三年三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开缺,由川督赵尔巽接任。这一更替过程,颇费周折,既有在任者的反复乞退与朝廷的挽留,又有对继任人选的确定及其推辞。清廷之所以选择赵氏继任东督,除了其较强的个人能力之外,还出于强化旗人权力的考虑,又是加强"龙兴之地"管理、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局势的需要。此次东三省总督更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前清王朝"龙兴之地"的内政外交情形以及朝廷与地方大吏的微妙关系,考察此一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辛亥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     

清代的“十从十不从”

满汉毕竟都是中华民族。这是一个民族的融合过程。明清鼎革以后,满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经历了一个从剧烈冲突到长期磨合,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服饰的改变。顺治二年六月,清廷下令中国南方各地军民人等一律剃发,改从满人服饰发型,否则军法从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留头不留     

纵贯历史：辛亥前后的铁路国有

1911年,由铁路国有引发的保路运动,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辛亥革命则导致了清朝的灭亡。不过,铁路国有的政策却并未成为清帝国倒台的殉葬品。民国建立以后,铁路国有化的整体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铁路国有在清朝和民国的不同命运,揭示了辛亥前后政治格局的变动。     

面对被侵略的共同体认——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发生缘由蠡测

赔款、外债造成的晚清财政负担最终转嫁到国民身上,洋货与洋企的肆虐使民众利益进一步受损,国人共同的维权诉求愈来愈强,从而在公司制框架之下,演绎了资本联合,共赴国难的历史活剧。从根本上讲,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是国人感受民族危机的结果,而不是"想象的共同体"。     

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在辛亥传统叙事框架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逼退清帝,进而交换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这个传统叙事框架在过去特殊年代自有其解读的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从史料发出,用事实论证,多少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本文根据新旧史料最大限度还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心路历程,重建袁世凯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限度。本文认为,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主立宪被各方面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变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清代“宣铜”名物考

"宣铜"一词在明清文献中多有记载,其涵义至少有两种以上。作者通过科学的无损检测,同时结合对清宫旧藏实物的分析,基本可以推定古籍和档案中多次出现的"宣铜"的质地应该是黄铜。"宣铜"器的样式多种多样,清朝器物可以分为炉、彝器和杂式三大类,其下又可以分成若干式。清朝"宣铜"器款识丰富,工艺风格独特。     

A Historical and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of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s in the Qing Dynasty

Studies of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s in the Qing dynasty have been a focu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igins, semiotics, and legal principles of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s in the Qing dynasty with some innovative viewpoints. Translated from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No. 1, 2004     

论辛亥革命中的陈夔龙

陈夔龙是清季政局中的关键人物,然“时抱慊慊之惧,而不愿居赫赫之名”。1909年11月调任直隶总督。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政治态度极为保守的陈夔龙一方面积极为清廷建言镇压武昌的革命者,一方面在直隶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消减革命带来的恐慌心理以维护社会稳定,坚决拒绝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防范和镇压新军及革命党人的活动。陈夔龙于清帝退位前挂冠而去。作为一名具有名教纲常思想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忠清和守土安民之信念,是其在辛亥革命中行为动机的归依。     

“皇木案”反映“苗杉”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有清一代,锦屏的王寨、茅坪、卦治已经发展为贵州的最大木材市场。发生于清水江地区的＂皇木案＂、＂白银案＂、＂争江案＂、＂伕役案＂,统称＂清江四案＂,全面的,也是最集中的反映了＂苗杉＂在流通交易过程中的情况。＂皇木案＂反映明、清王朝征派＂苗杉＂的由官员专办转制为木商兼办的过程;＂白银案＂反映外省木商使用假币购木的情况;＂争江案＂反映各寨充当交易中介的行户夺＂当江＂权益的贯穿于有清一代的斗争;＂伕役案＂反映因＂当江＂各寨受益多寡而承担徭役不均引发的不断诉讼,此类社会现象,史不记载。＂四案＂的诉状和政府的公文保存于民间,就成了反映锦屏林业史的宝贵的民间文献。本文首先介述＂皇木案＂反映＂苗杉＂皇木转化为商品的历史轨迹。     

清初苏州商船赴日贸易史实辨析

顺治九年(1652),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及贸易方式存在争议:一说是1644年赴日,在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海外贸易;一说是1650年或1651年私自出海,交易完毕后即回国。本文根据明清档案及朝鲜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以及当时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可以肯定该商船是于1644年前往日本,并在日本与交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

晚清财政史研究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晚清财政状况、财政收支、财政制度等方面,在论和资料整理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们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着笔,对晚清财政状况进行了宏观考察。财政收入研究侧重于外债、关税与厘金,而对外赔款仍是财政支出研究的热点。财政制度与体制方面,学界论述较多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至于财政思想,学们对重要人物的财政思想研究较多,对总体性财政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他们还对太平天国政权的赋税制度与政策予以客观分析和评价。     

清末北京警察的设立和成效分析

清朝末年,随着政治形势、城市社会环境、舆论宣传环境和治安状况的发展,原有的维护北京城市社会秩序的政府机构已不能应对当时复杂的局面。在各种背景下,北京警察应运而生。在清末十年短暂的发展中,北京警察机构和功能逐渐完善,对北京社会秩序和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