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前后的中共宾县党组织活动纪实

三、中共宾县支部 地工委决定赵三声和交通员苏明涛，坐在马拉胶皮车上达达地走向哈尔滨，这也是赵三声第三次去哈寻找党的领导关系，这一次有着充足的旅费，旅费是攸秉恒同志自愿捐助，一路风尘来到了哈尔滨。他俩吃过便饭向东光察走去。     

《广西通志·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志》编纂工作协调会召开

2010年4月15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广西通志·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志》“组织建设”部分编纂工作协调会。会议由组织二处处长周微同志主持,组织部各相关处室和涉及其业务的自治区农垦工委、直属机关工委、高校工委、国资委党委等相关单位的编纂人员3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共广西省工委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1936年11月成立的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先后由陈岸、彭懋桂、黄松坚任书记或代理书记.1939年7月,撤销省工委,成立桂林、梧州、南宁三个特别支部.1940年12月,恢复成立省工委,直至抗战胜利,均由钱兴任书记.     

1947年胶东解放区土改复查的问题

1946年春反奸诉苦中的问题 1946年1月,我刚到胶东区行政公署民政处工作,代行处长职权主持民政处工作的刘庸就分配我去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胶东各界总会根据区中共胶东党委指示,于1月21日在莱东县红土崖村召开,由烟台、威海卫两市市委书记、石岛和龙口两特区工委书记以及两市和两特区的群工干部参加的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在城市反奸诉苦运动中的问题.会议开始由烟台、威海卫市委书记和石岛、龙口特区工委书记汇报两市和两特区自解放以来的工作情况.会议听取了胶东区各界总会会长张修己的报告,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了今后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任务与方法、步骤.     

李维汉谈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

正上世纪30年代初,由林青等人建立的中共毕节支部,是贵州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之一。1935年元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入黔,进驻遵义,林青到遵义找到党中央,汇报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得到中央的承认,以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同时获得批准。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建立的惟一的地方省级领导机构。省工委成立后,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工委书记林青为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省工委     

李维汉谈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

上世纪30年代初,由林青等人建立的中共毕节支部,是贵州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之一。1935年元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人黔,进占遵义,林青到遵义找到党中央,汇报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得到中央的承认,以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同时获批准。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建立的惟一的地方省级领导机构。省工委成立后,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工委书记林青并为之献出了年青的生命。省工委的革命斗争,在贵州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     

追忆袁永熙

袁永熙与陈琏结婚时合影袁永熙同志离我们远去了,我的心中特别悲痛。我和他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同是右派,同病相怜,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他的身影和音容笑貌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令我难忘。1946年3月17日,西南联大学校的学生3万多人,为“一二·一”殉难四烈士出殡后,“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5月4日,西南联大也宣布结束,三校师生2000多人北上复校。当时西南联大存在三个中共党支部,都分别直属省工委领导。一支部(即民主青年同盟一支)有党员21人,领导人是袁永熙和王汉斌;二支部(即民主青年同盟二支)有党员19人,领导人是我和陈彰远;(两个支部共有…     

第19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在扬州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主办、版协年鉴工委城市年鉴工作部和扬州市志办承办,于10月21日在扬州召开。开幕式上,扬州市副市长董玉海、江苏省志办主任方未艾分别致辞,版协年鉴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守亚代表年鉴工委讲话。本届会议规模为历届城市年鉴研讨会之最,     

皖南事变学术讨论会简述

为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宣城地委党史工委和泾县县委党史工委,于1991年12月下旬在泾县举办了皖南事变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安徽省和其他省市的党史研究工作者100余人,提交会议的论文67篇。     

在池必卿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下）

耀邦同志在我省厅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讲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政策、总目标,实行富民政策,也要以此来统率正在开展的整党。这一下子就指明了整党怎样统一思想．大家都感到豁然开朗。后来,省委常委十分明确地把我省整党的主题提出来,这就是：尽快地摆脱贵州“干人”地位,尽快地求得贵州的开发和发展,使贵州人民富裕起来。     

“自祭联”不幸成谶语──怀念江上青壮烈牺牲六十年

1938年11月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派原六安县长盛子瑾任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那时,国共两党形成较好的统一战线局面。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是地下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省动委会内的地下党负责人是省工委常委张劲夫（对外是省动委会总干事）。他根据中共省工委的决定,抽调江上青、赵敏、吕振球、徐崇富等几位同志,又组织省动委会直属第八工作团,统由江上青率领。其中党员组成中共特别支部,由江上青任支部书记,一起去皖东北协同盛子瑾开展敌后工作,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江上青才华出众,善与人交,工作很…     

“冷板凳”坐得轰轰烈烈——第一部《海安县志》的编修回忆

<正>1993年11月，我卸任胡集镇党委书记一职，县委调任我为海安县委史志工委主任。当时的史志工委办公室在中大街苏北临时参政会旧址旁边的几间平房里，远离县委县政府四合院办公楼，有“山高皇帝远”的意味。毋庸置疑，史志工委的工作就是坐“冷板凳”。我最初认为，到史志工委工作，要清闲多了。但经过新同事的介绍，好像事实不是这样。我到职没过几天，就接到通知，     

杨尚昆在中央后方委员会

1947年春,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的企图失败之后,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3月29日,中央政治局清涧枣林沟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为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刘少奇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5月31日,中央工委通知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在全国土地会议筹备阶段,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胃病复发。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6月14日,毛泽东发来电报:"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     

把皖南事变研究再提高一步

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宣城地委党史工委和泾县县委党史工委联合召开的,从1991年12月23日开始,开了3天。现在,我对这次会议作一个总结发言。     

关于红色主题展览空间设计的实践浅谈——以“新时代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成就巡礼展”为例

<正>博物馆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主办的“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新时代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成就巡礼展”（以下简称“新时代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成就巡礼展”）也选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来举办,在建党百年之际,献礼于党,讲述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内容。笔者作为本展览形式的主设计师,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领导的指导下,带领设计团队从理解展览主题、展览动线节奏、展览亮点、展览材质、展览照明、形式问题解决等方面做了探索,工作取得了进步,收获了经验,下面与大家分享本次展览的设计经验。     

钱树根副总参谋长在全军军事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了。这次会议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召开了全军军事志指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工作会议的议程和提交工作会议讨论的基本文件;接着召开了工作会议,各军区介绍了军事志编纂工作情况,七个省军区介绍了编纂军事志的做法和体会,会议重点对《军事志编纂工作暂行规赳和卜九九八年全军军事志工作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两个文件基本可行,表示原则同意,请办公室根据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再做必要的修改后,报军委审批下发全军施行。中央军委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军委张万…     

中共中央工委在行唐上碑镇

土地会议、三大战役、七届二中全会以及“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红色文化风景线。而这一切的历史机缘,首先得从中共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说起,得从中央工委在河北省行唐县上碑镇说起……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原本是要前往太行区的,因为刘少奇、朱德、聂荣臻在行唐县上碑镇的历史性会晤,使中共中央作出了留驻晋察冀的决定,从而为西柏坡赢得了“圣地”机缘。     

总结经验 积极探索 做好方志工作——在全省各市地方志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去年长治会议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市的第二轮修志工作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总体来讲,情况是不错的。今天的会议,一是听取大家的汇报,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二是对第二轮修志以及今后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和安排;三是就当前修志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大家做一些探讨。长治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去年长治会议之后,各市认真落实会议的要求,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目前的情况是:约近半数的市、县(区)已出台了第二轮修志工作规划;部分市、县(区)拿出了第二轮志书篇目;部分市、县(区)志的编写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少数县、区志已经过评审,准…     

酋邦的演化

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战略性课题中,酋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酋邦作为对19世纪摩尔根社会进化理论的发展和20世纪新进化论的重要概念,赋予了平等的部落社会与作为阶级社会象征的国家之间这个过渡阶段以明确的科学定义,使这方面的探索有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至于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分析视野,则是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的。酋邦概念最早是20世纪50年代奥博格在对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中提出的,60年代塞维斯根据夏威夷群岛原始文化的资料提出了相对比较系统的酋邦理论。此后酋邦问题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很多学者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之中,使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文是美洲研究学会1988年1月举行的一个酋邦研讨会的纪要,曾发表在1989年2月号的《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上,稍作修改后又收入厄尔主编的《酋邦: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Chiefdoms:Power,Economy,andIdeology)(1991年出版)一书中。这个研讨会是该领域一流学者们的一次集会,对酋邦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全面的探讨。会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对当时酋邦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而且对于后来包括今天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不仅探讨了酋邦的概念,更着重探讨了酋邦产生和存在的动力机制。首先,酋邦被认为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从规模上可分为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从财政基础而言,根据支付媒介的特点,可以区分为产品经济型酋邦和财富经济型酋邦;从结构上,酋邦可以分为集体型酋邦和个体型酋邦。其次,伴随对当时盛行的人口压力是社会演变主要原因学说的反思,学者们全面探讨了酋邦权力起源可能存在的所有动力,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总结为十项策略。与会者的一种共识是,权力的三个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体现了不同的策略,而有效的统治似乎有赖于多种不同策略结合使用,以便集中权力并克服单一权力来源的局限性,这是各地案例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另外,会议还讨论了环境在酋邦发展中的作用、酋邦的规模与层次、以及酋邦的轮回等等其它一些重要问题。酋邦概念在1980年代引入中国后也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然而由于对国外文献理解上的不足,一些介绍酋邦的文章难免传递一些误导性的观点。本文作为酋邦专题讨论的纪要或综述,体现了当今国际学界对酋邦概念的认识和研究,为我们了解酋邦探究的意义提供一个比较准确和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