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王朝对江汉地区的镇抚

夏朝建立前夕,以尧、舜为代表的华夏部落联盟,与居于长江中游且以江汉地区为腹心的一曲部落联盟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果以三苗的失败而告终。对此,学术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毋庸赘言。然而,对夏商王朝与先后生息于江汉地区的三苗、     

炎黄二帝历史考略

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一说是伏羲、女娲、神农,“五帝”则指炎帝、黄帝、太 、少 、颛顼。另一说则指伏羲、炎帝、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这些传说中所指的人物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三皇五帝”在当时社会中,极有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人物,不过他们或是指某一强大部落的统称,也可能是指某强大部落酋长式的代表人物。在远古时期,人类在生活斗争中逐渐形成部族,称之为“三皇五帝”的代表人物,在率领本部族与大自然及部族之间的争斗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因而受到本部族人的尊崇,并把他们加以神话…     

论秦仲

五帝时代是我国由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化的关键时期。即军事民主制时期。所谓“五帝”．乃形成中超越血缘族体界限的华夏部落联盟先后递接的五位首领。其中序列第二位的高阳氏颛顼。为赢姓部族在文献记载里可以上溯到的母系始祖。赢姓部族是华夏族体构成中的基本成分之一。日后首次完成我国封建社会统一大业的秦民族。     

满族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满族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来。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论证了满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后出现的重新分化、辗转迁徒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宗族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正是始终重视组成分权共治领导核心的努尔哈赤,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八旗组织的形式,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部落联盟还是民族——对摩尔根和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再思考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 ,在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著作中 ,部落联盟是原始社会所达到的最高组织形式 ,平等的原始社会通过部落联盟过渡到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社会 ;部落联盟与军事民主制是一回事。本文的研究表明 ,这种已经形成为传统或者说经典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中 ,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是民族而不是部落联盟 ,故而 ,人类社会是通过民族而不是通过部落联盟最后形成为国家的 ;部落联盟与军事民主制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此外 ,国内外学术界广泛使用军事民主制或者部落联盟概念 ,来仅仅指称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原始社会末期以及 (或者 )从这个时期向国家转变的过渡阶段 ,也是不适宜的。     

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古代蒙古的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传统的说法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成。这个说法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宗族 (或家族 )部族阶段。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 ,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 ,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众多的宗族 (或家族 )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 ,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帖木真 ,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古史新证本期导读

正王震中:《清华简厚父篇"咎繇"与虞夏两代国家形态结构》本文将《厚父》与《尚书》等文献做了对比研究,认为皋陶是部族及其首领名号,具有世代传承性,所以可以跨越从尧舜到启的时代。自唐尧时代起,皋陶等其他部族的首领即在部落联盟中担任职务。自唐尧至禹时代,中国处于"万邦"时代,在政治结构上存在邦国联盟和林立邦国两层面,当时的著名人物     

“部落联盟模式”的由来——易建平《部落联盟还是民族》一文引发的思考

易建平的文章指出：在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是民族而不是部落联盟,故而人类社会是通过民族而不是通过部落联盟最后形成为国家的：传统观点即“从部落联盟过渡到国家”的模式是不正确的。本文主要探究传统观点的来源,结论是：“部落联盟模式”并不是众多学者对摩尔根和恩格斯著作的误读;“部落联盟模式”仍来源于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著作,只是忽视了希腊罗马从民族过渡到国家的特殊形式;易建平先生以“民族模式”取代“部落联盟模式”,同样忽视了经典作家关于易洛魁人和阿兹特克人只有部落联盟而未合并成民族的论断。摩尔根提出“在氏族制度下,民族尚未兴起”,这是针对具体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并非“摩尔根在某个特定场合下为强调某种特定区别而出现的一个偶然疏忽”。     

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

王震中先生《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一文,虽然也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出发考订舜的生地与生活地,但更注重理论的探讨。综观整个中国上古史,作者提出"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之类的"某某氏"的方式,是因古人的思维特点是借助于具体来表现一般,是古人对上古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种时代特征的概括。但尧、舜、禹时代及其谱系,则是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尧、舜、禹时代已经是国家形成时期,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自文献记载看,尧、舜、禹时代是紧接夏朝的时代,而夏朝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已经进入国家时代。国家是与一定的地域和人口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有较为稳固的地域和人口构成,所以以夏代史为基础,上推可以对尧舜禹时代有所推论。因此王先生将尧、舜、禹时代单独考察,是值得信从的。作者认为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看,舜生于诸城。诸城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字,表达了当时的"火正"(主管大火星祭祀及观象授时的职官)对于大火星的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表明宗教祭祀逐渐被上层贵族和专职巫觋所独占。这一符号广泛出现在山东、安徽、湖北、江浙等地的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上以及江浙良渚文化中,具有高度的传播特征,说明...     

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

徐义华《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认为在关于舜出生地的多种说法中,以冀州说和东夷说最为可信,所以辨清冀州说与东夷说的分歧是关键的一步。《孟子.离娄下》记载舜为东夷之人,东夷是与中国相对而言的,所以确定了中国的所指的地区就可以确定东夷所处的大体方位。从夏、商、周三代的记载看,三代时期所称的"中国"都是指今天的中原地区而言,尤其是《孟子》及其同时期的文献中,"中国"主要是指中原地区。那么相对中原而言的东夷,应该在今中原以东地区,以山东地区可能性最大。作为"东夷之人"的舜,出生地当在山东地区。尧、舜时代中国处于国家形成时期,是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阶段,尚没有明确的疆域界化,国家权力也尚未严格遵循世袭制度,舜很可能是生于山东地区,后迁徙到晋南地区,并最终被尧选拔为最高首领。山东诸城、菏泽等地都有丰富的关于舜的传说,是舜出生地的可能性很大。五帝时代古史资料与传说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即古代人物及其史迹的分布呈现出区域性,形成一个个文化圈,对古史与传说进行区域综合研究,应该是有潜力的方向。就舜的记载与传说分布而言,北到河北,南到广西,西到陕西,东到大海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但集中分布的区域则有四个,一是山西地区,二...     

中国纺织品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的现状与将来

中国纺织品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的真正起步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慕的发掘开始.从此之后,对于纺织品的科学测试方法基本没变,但在微量和精度上则有很大的进步,染料和纤维的测试将成为将来的重点,纺织科技史研究也将以纤维加工、染色以及织造技术作为重点展开;而在纺织品保护修复方面,难以重复的现场保护要以经验性总结为主,较易重复的加固修复应以标准化为主.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由科研院校与文博机构合作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人材.     

古希腊、罗马的鬼魂观念与基督教的兴起

在西方文化起源时期,深深滋养于超自然之泉的古代人相信精灵世界的实有,他们感到自己就处在其中。上帝、天使、魔鬼和死人的灵魂是凡人用眼睛可以看到、用耳朵可以听到的。人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秩序,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总是遇到它的代替品。基督教兴起之时,它从文学、哲学及社会现实中汲取古希腊、罗马的幽灵观念,从中寻找可利用的方面,为基督死后幽灵现世和最终复活寻求有力的论据,从而使人们转而相信基督,皈依其教。     

科技手段与书画鉴定

在当今的器物学鉴定工作中,不少高科技的鉴定技术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文物年代的分期断代和真伪鉴别上。但在古代书画鉴定工作中,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仍停留在传统的鉴定方法上。本文就运用一些必要的科学手段来证实鉴定结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学分南北,在后来主流的叙述中,隐然成为新旧的同义词,并有连续的人脉关系,化作成见与心结,继续操控学界的动向。实则南北各有新旧,一般学人也不作此是彼非,壁垒森严的划线。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     

Camps and forts of units and formations of the Roman army

A previously outlined paradigm for laying out Roman camps was used to fit particular auxiliary units to certain small camps. A spreadsheet for estimating the numbers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within camps is 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 by reference to the putative camps of a two-legion army group, a one-legion group and two subdivisions of a legionary army group. The same paradigm with different constants applied to forts and legionary fortresses with, on average, the intervallum 1/16th of the sq. root of the area it enclosed in the fort and 1/32nd in the fortress. In the forts of both auxiliary units and legionary vexillations, each notional cohort (480 infantry or 240 cavalry) was almost certainly intended to have eight actus quadrati (a.q.) within the intervallum. This allowed the forts later to contain larger auxiliary units. Dividing a fort's acreage by 3.25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notional cohorts for which it was probably first made. The vexillation fort at Longthorpe was probably intended for half a legion and the reduced fort built for two auxiliary units. In legionary fortresses each notional cohort had 12 a.q. The paradigm applied to the Heidenheim fort suggested that an ala milliaria comprised 24 turmae of 42 men. The fortress at York was probably first built as a legionary fort.     

关于年鉴记载改革开放新内容的思考与实践——有感于2002年卷《安庆年鉴》

从《安庆年鉴》的实际出发,对年鉴如何记载改革开放的新内容做了探索和尝试,以求更好地体现时代特色,更全面系统地记载改革开放的内容信息,更好地为读服务,将年鉴质量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为此,要求年鉴编辑深入调研,设立专栏,调整年鉴结构,辩证全面地记载新的信息。     

见微知著-张珩书画管窥兼论其鉴定之学简

有一张画,很小,小到不足一平尺,且笔简墨淡,空灵疏秀,不注意就会逸出视线之外的。我在那家画廊识得,它被镶进一只略显陈旧简陋的小术框里,正安静地悬挂于扶梯一侧的墙壁上,不发出一丝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