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写本宅经分类问题的再讨论

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敦煌占卜书中的二十件宅经残卷进行了重新的分类,即为“五姓阴阳宅经”、“五姓宅经”、“阴阳宅经”、“八宅经”、“宅经一卷”、“大唐新定皇帝宅经”、“一般类宅经”七类;并依据书内容,考察了部分写卷的抄创时间。力求通过上述探讨,能将敦煌写本宅经的内容构成与多样性特点展示于学界。     

敦煌写卷《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之"五姓"校议

本文对敦煌写卷《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中涉及“五姓”分类的两个写卷,即P．2615a、P．2632v中出现的“五姓”作了校勘;并在茅甘和陈于柱先生录文的基础上,对部分有疑义的姓氏作了考释。     

东周王畿铜器墓用鼎状况考察

小依次递减或基本相等的列鼎制 27,到 70年代以来正鼎、陪鼎的区分28,以及对用鼎制度的不同看法等 ,均引起普遍重视 ,目前在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时 ,多数研究者以列鼎制来划分墓主的身份等级。即依据《仪礼》、《礼记》的记载 ,天子和东周国君用九鼎 ,卿、上大夫用七鼎 ,下大夫用五鼎 ,士用三鼎或一鼎。并以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等为周代的礼制。前述洛阳 2 0余座东周铜器墓的研究报告多以上述之礼制来判定墓主身份的。如一～三鼎墓为士 ,五鼎墓为下大夫 ,七鼎为卿或上大夫等。前述的 2 6座铜器墓中 ,三鼎以上墓有 7座 ,其…     

敦煌占卜文献中地势五音占卜法相关问题考析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分析在敦煌文献中如何根据五音来划分地势,不仅推测了其划分原则,并且认为"宫地土内平"的说法并不是如前人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笔误,而是有其特殊的理由和形成原因.第二个部分主要五姓居于五音地的吉凶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类.第三部分,分析了敦煌文献中与五音无关的以地势高低来划分地形,占断吉凶的占卜方法.     

谈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陆博

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椁室北边箱西端,出土了一套陆博(图五)。在同墓出土的"遣策"中,有八枚简还记载了陆博及其用具。现在,根据"遣策"的记载对照出土实物,谈谈这种古代文娱用具。遣策:博一具(图一一:7) 关于陆博,本作"六簿",又作六博。《说文》"簙,局戏也,六著十二棋也。从竹,博声。"扬雄在《方言》中云:"簿,谓之蔽,或谓之箘,秦晋之间谓之簙,吴楚之间谓之蔽,或谓之箭里,或谓之簙毒,或谓之(?)专,或谓之(匚尊)璇,或谓之棊。"在近代编纂的《辞海》一书中,载六博:"古代博戏,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又云六箸:"古代博具"。"一具",可能就是指整个一套陆博的用物而言,即包括博局(棋盘),     

梁山汉墓

墓在山东梁山县九区後银山的山腰,一家姓阮的住房院子里。後银山距黄河七、八里,距东平湖十余里。这墓附近有数座汉墓是早在抗日时期就被盗掘过的,墓内被破坏了的壁画,现在还有的能看到残痕朱     

内蒙古库伦旗七、八号辽墓

库伦旗七、八号辽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奈林稿乡前勿布力格村附近。前勿布力格村西北距库伦旗政府所在地80公里,村东约1公里即为新开河,对岸为辽宁省阜新县。村西南1.5公里处有一座土岗,当地称为王坟梁,梁上分布着数十座大中型辽墓。 1972年,吉林省博物馆会同哲里木盟文化局、库伦旗文化馆等单位(当时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首次在王坟梁上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当时编为一号辽墓。1974年,又在此地发掘了二、三、四号辽墓。1980—1981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与哲里木盟博物馆在这里对五、六号辽墓进行了发掘。1985年5—7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哲里木盟博物馆共同在这里发掘了两座大型墓葬,将其编为七、八号辽墓(图一)。现将七、八号辽墓的发掘清理情况报告如下。     

记一件清嘉庆粉彩山水紫砂壶

1975年12月,山西襄汾县南贾公社东刘大队开挖水渠时,发现一座早年已被严重盗扰的砖砌券洞复室墓。墓前室顶部曾有不甚工整的"嘉庆五年"墨书题记一行。当地群众称此墓为"刘文虎"墓。墓内六棺皆被捣乱,骨架狼藉,随葬品仅余铸铁灯盏一件和     

安徽屯溪发现的先秦刻划文字或符号刍议

1959年3月,安徽省屯溪市西郊飞机场发现两座西周时期土墩墓(《考古学报》1959年4期)此后,安徽省博物馆先后又在一、二号墓的附近发掘了5座土墩墓,其中四、五号墓的发掘简报发表在《考古》1990年第3期,五、六、七号墓发掘报告没有正式发表.这7座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包括几何印纹硬陶上多见刻划文字或符号,到目前为止,除一、二号墓原始瓷器刻划的文字或符号在发掘报告中有所介绍外,其余数座墓均未发表.现将这些文字或符号略述于后.     

安徽壽县战国墓出土的铜器羣记略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寿县城墙修復工程中,在西门内偏北的工段上,发现了一座战国古墓,由於工程部门和地方行政领导重视,及时得到保护,並由华东文物工作队和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派赵青芳、殷滌非、王文林、吴興汉、张世全等五人进行清理。这座墓南北长八.六公尺,东西宽七.○公尺,深距地面三.四五公尺,方向为北偏东十度。墓口和墓底的大小相差不大,墓中没有发现较深的棺穴,仅在南壁下偏西处有一东西长一.八公尺、南北宽一.二公尺、深距墓底二.六公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