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部的设立对黑龙江商会形成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政府财政窘迫,入不敷出,为了挽救统治危机,统治者将目光转向工商业,希图开辟新的利源,于是在1901年下旨实行新政。清末新政中一项重大的举措就是设立商部,这是救亡图存的产物,是应时之举,也是中国国家机构沿革史上的一大创举。商部建立后,设置了四司一厅的职能机构,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适应了社会的转型。商部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对黑龙江商会的发展和近代化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承袭与调适——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

清朝入关后承袭明制,沿袭太仆寺建置,于顺治元年委官建署,但因明清军政体制相异,太仆寺不再管理前明兼掌之马政及相关钱粮。顺治七年,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太仆寺重掌马政相关钱粮,权势稍振。康熙二年,钱粮统归户部,太仆寺再度成为有秩无事的闲曹。这一时期,清廷内部新旧制度、满汉关系不断调整,太仆寺于康熙九年接管兵部大库口外马场,自此专营牧场,成为清朝八旗马政体系的一部分。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反映了清朝入关后全面接触中原王朝体制、建立全国性政权时的承袭与调适。     

民事证据收集中法官的职权

我国民事证据收集制度就其模式来说,经历了一个由法官全盘包揽,到逐步弱化法官依职权收集证据,突出当事人证据收集权的发展过程。1991年《民事诉讼法》之后其核心是削弱法官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样就导致有些法官不能正确理解立法精神,片面强调当事人举证,忽略了法官依职权收集证据。那么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如何准确定位法官的职权,则自然就成为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     

香港地区博物馆的运作

香港地区博物馆的运作具有组织架构一体化、陈列展览现代化、展品来源社会化、推广活动网络化、服务设施人性化等特点,为内地博物馆的运作提供了参考。     

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清末“保商彩票”与商号破产清理研究

发售彩票募集资金,是清末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和发展公共事业的重要手段。1904年8月,中国通商银行镇江分行负责人尹稚山亏空官款数十万元,盛宣怀以尹稚山产业为彩头,编制彩票发售,弥补镇江分行亏欠款项。自"尹稚山案"后,以"保商彩票"为名,由江南逐渐向京津地区扩展,迅速成为清末商界商号破产的一种清理模式,但这种模式仅仅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前后迅速消亡。利用"保商彩票"清理破产案是清末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与地方财政问题密切相关;其衰落及消亡,亦受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的影响。     

土家族服饰的品牌运作

土家族服饰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是土家人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提升,表现了土家人深遂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成功运作土家族服饰品牌不仅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标准,也能够使土家族服饰文化得以保留和发扬。本文在分析民族服饰品牌运作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探讨了土家族服饰的品牌运作策略。     

“玄武门事变”新考——以“事变”时李世民的职权为中心

“玄武门事变”是唐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过去的研究多注重于李建成、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的政治斗争,唐高祖对于两个集团的态度等问题。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对“事变”时李世民的职权作探讨。以李世民的政治和军事经验,他在发动“玄武门事变”时如此犹豫,即在于他虽然拥有来多高级官街,却并非如雷家骥先生所说是“实际上的皇帝”,而仅仅是一个并无多大实权,困于京城内的高级皇族。除了一批忠心护主的秦王旧将以外,他手上实无太多可用兵力,因此,他虽有盖世雄才,临此大变,仍举棋不定,最后才冒绝大风险,奋力一击。     

多媒体专业实践教学市场化运作的探索与实践

本文从多媒体专业的教育现状出发,分析出现目前状况的原因,提出解决策略和方案,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

印花税系晚清时期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一大税种,在财政困绌、赔款筹措和洋务新政等因素的促动下,朝野人士多有论介,间或付诸实施,也因民间反对甚力,不免虎头蛇尾,成效未具.1906年鸦片禁政推行后,鸦片税厘开始缩减,为了抵补洋土药税收,度支部匆忙之间筹划研究,短时间内制定了印花税实施的有关章程,希图依靠该税筹措经费,达到抵补鸦片税的目的.无奈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复杂,民间反对甚烈,印花税不得不日渐式微,成效不大.     

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做的分析

Based on 136 samples of merchants and their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hanxi merchants’ business activities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merchants’ native places, the type and scope of their business, how they managed their stores, successful and failed examples, and the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to the merchants’ business. The Shanxi merchants in these samples include business owners, store managers, accountants, shop clerks, servants, and apprentices. Most store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shops of medium and small sizes with limited amount of capital and few employees. In contrast to the studies of commerce and merchants that often focuses on famous merchants and large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on stores of medium and small sizes. Translated by Yang Kai-chien from Zhongguo Jingjishi Yanjiu 中国经济史研究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08, (1): 3–1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 ,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 ,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 2 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清末的私塾改良及其成效

清末,新式学堂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难以承担起初等教育的重任,由此教育领域里出现了先由民间倡导后由官方推行的一场私塾改良运动.这场运动大致分为调查劝导、召开观摩会设立研究所、甄别改造塾师、认定四个步骤.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来自塾师的抵抗以及私塾根深蒂固的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制约,这场改良运动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而收效甚微.这表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特型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关清末财政问题的两点思考

对于清末财政问题,学界有两种趋向,之一是强调其中的现代性,其实,清末财政投向新政中的现代性固然应该为我们所关注,而时效性方才是评判的根本标准,毕竟史学需要站在当时的情境中予以"理解之同情";之二是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清末财政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事实上清末财政并非山穷水尽、无药可救,其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成功逆转的可能,建立在政治史范式之上的否定认知,既不符合史实,也是智慧的缺失,难以为现实提供资鉴,只能使史学日趋边缘化.     

晚清政府关于外国教会在华持有武装政策述论

关于外国教会在华持有武装问题,晚清政府实行的是有限禁止政策。这种政策由不同层次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造成这种政策的表面原因是《大清律例》自身的法律弹性和近代中外大局下的政教互动关系,根本原因还是晚清时期国力孱弱,政府无能。实施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维持中外相安、借用先进技术三个方面。该政策从1853年起步,至1908年成形,实施到1912年清政府灭亡结束。其中,以190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两阶段相比较,政策呈现出类型由简单而丰富、内容由粗疏而详明、执行由松弛而严格的三大特征。     

试论宋代的市民文艺和商业

宋化繁荣昌盛,是华夏化的顶峰之一,本试图从宋代的市民艺的出现及其与商业两的关系中,剖析宋化兴盛的原因。     

清代山东周村镇的商业

周村是清代山东著名商镇之一。其兴起在康熙-乾隆年间,清代中叶迅速发展。云集周村的各省客商中,北方商人以晋商势力最强,南方商人则以福建为多。道光年间汇聚周村的商人商号可达八九百家乃至千家。周村从南方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绸缎、杂货,在本地集散的商品则有棉布、生丝、丝绸、茧绸等。清中叶以降,周村开始从单纯的商业中心向加工制造业中心转化,其所产棉布、丝绸不仅占领了东北、华北的广大农村市场,且有一部分打入城市市场。     

清代湖北育婴事业的时空分析

育婴是清代官方与民间倾注最多、堂局最普遍、制度与组织最为健全的善举,因而在慈善史中占有独特地位。清代湖北育婴事业是在雍正二年上谕颁发后才开始的,发展较为迟滞,官办色彩浓重;根据其发展特征可分为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三个时期。湖北各地育婴机构在设置时间与规模、经费来源、育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东中西部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省府治与一般城市之间以及省际之间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溺婴风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官方主导作用的强弱以及地方力量参与的程度等则是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