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清代潮洲会党

清乾隆、嘉庆年间潮州府属各县以天地会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会党)大量出现,光绪、宣统年间,会党的组织已遍布全潮州府,从城市到乡村,从码头到驻军兵营,到处有他们的活动单位——山堂香水。会党的名称有天地会、双刀会、三合会、三点会等,会众以万计,形成了潮州一种无处不有的社会势力。本文就其渊源、成员社会构成、活动的特点、社会功能、作用提出粗浅见解。     

孙中山与会党

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孙中山重视对会党的发动和改造。但在联络、组织会党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存在不足。     

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

清代秘密会党勃兴，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一个日渐扩大的游民阶层是会党生存蔓延的社会基础，在民间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游民文化在会党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民间文学、戏剧中渲染的“义”的观念广泛地流传于下层社会，人们称之为“江湖义气”，会党采取拿来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就成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义”在秘密会党中无所不在，本文主要从会党的仪式、隐语、暗号、流行数字等几个方面作些叙述。会党利用并改造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兄弟结拜、江湖义气等内容，为自己的组织、活动、反抗目标服务。     

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中心

清代汉中府水资源环境的不断变迁,引发了诸如水利设施兴废、水利冲突等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乡村社会控制权日益显现出下移趋势。但自乾嘉以降,在水资源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官府力量似乎又显得重要起来。这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给予教条性概括,必须考察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     

台湾举人与清代台湾社会

康熙年间清廷收复台湾后,举行科举考试,并在乡试中设立专门保障名额,清代台湾举人也随之产生。作为台湾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举人积极参与各种文教活动,推动了台湾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     

清代安多藏区的法制建设与社会控制

随着对安多藏区国家政权建设的加强,清朝亦强化了通过法律加强对安多藏区的社会控制。这不仅表现在单行法规《番例番规》之上,还体现在相关的土官制度与藏传佛教管理制度的立法方面,将安多藏区作为单独的条目予以清晰化。这些立法既可以看作是"因俗而治"基本指导精神下法律体系的完善,也反映出清朝对安多藏区社会控制的不完整性与过渡性色彩。     

歃血盟誓与秘密会党

以往治秘密社会史者,着重于探究“是什么”的问题,至于“为什么”则少人问津。近年,我一直以秘密社会为视角,借用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文化与叛乱之问的关系。本文便是这一探索的成果之一。     

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即已认识到利用会党是一个失误,因而才转而依靠新军。会党是当时社会成员异化的结果,广大农民对会党的诡异行为普遍持恐惧、戒备、鄙夷心理;会党的种种不法行为只能使之成为革命党人动员农民的障碍,而不是什么纽带。革命党人对会党纯粹是“利用”,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改造会党,进而结成政治同盟。会党能否充当革命党联系农民的纽带,完全是后来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问题,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从未将发动农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革命党人利用会党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其激励民众的作用远远弥补不了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各省独立后,会党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民国初年,一些会党由对革命党不满发展到反对民主共和,图谋颠覆新生革命政权,很快蜕变为反动势力。     

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

本文首先对清朝于雍正二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在明朝的基础上,重新在青海、甘肃藏区设置的土司制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其特点和流変进行探索,其次,将甘青藏区划分为七个大的区域,即河北西宁府所辖地区(包括附郭西宁县、碾伯县和大通卫等)、西宁办事大臣所辖玉树地区、河南贵德、循化厅所辖地区、青海湖地区、凉州平番县(庄浪卫)地区、大夏河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地区及洮河流域以卓尼杨土司为中心的地区,较为详确地列出清代甘青藏区藏族的分布、人口及经济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甘青藏区的社会组织,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居于城镇、营汎或附近,主要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生产的藏族社会组织;居地离城镇、营汎较远,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社会组织,以及以大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藏族社会组织。     

清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

清代是河南书院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伴随着书院的官学化,清代河南书院实现了自己的普及化,先后设置的292所书院已遍布省内各个州县。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他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斜十字状的分布格局,呈现出带状的分布特征。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比较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等成为清代河南书院较为发达的地区。     

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

清代是中国茶叶外销兴盛时期。由于世界茶叶市场的需求拉动和国内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叶出口量迅速扩大,成为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获取了丰厚利润。茶叶贸易对发展茶叶生产、改善交通运输、活跃金融、繁荣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成为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重要武器。     

晚清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观照

晚清时期的社会传闻,非常盛行并且内容复杂。从时间上看,高潮迭起又延绵不断;从空间上看,存在大范围、大规模的流布场。其承载形式,则呈多类多样性:口头传播为基本形态;书面形式有报刊新闻型、函牍型、书籍载传型、揭帖型、图示型等。内容上重现复杂性,除了题材方面的表现外,还典型地体现在世俗性内容与神异性内容的混合、叙事性内容与评价性内容的交融。     

论清政府与常胜军

常胜军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出现的规模最大的一支洋枪队,在该军合法化以后,清政府对它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清政府对该军的利用和控制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清政府对常胜军的利用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历史影响。     

清代嘉道咸瓷器特征

文章从胎釉、造型、器类、釉彩、纹饰、款识等几个方面对清代嘉道咸时期的瓷器特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归纳,为这一时期的瓷器判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标尺。     

论清代官营茶马贸易的延续及其废止

茶马贸易是中原农业民族和周边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之间物物交换的一种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官营茶马贸易发端于唐代,兴起于宋代,在明代达到高度垄断,清初承明之旧,重新恢复和延续了这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制度。本文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着重论述了清代官营茶马贸易的恢复以及衰落并最终废止的状况,认为清代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是其废止的根本原因。     

生计与风水: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湘南地区毗邻赣、粤、桂三省,地理位置特殊,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单元。及至清代,湘南地区已是湖南省乃至全国铜、铅、银等矿业生产的主要区域。长达数百年的矿产开采与冶炼,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此,湘南官绅民各界对矿业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亦有因应,“坑冶十害论”和“九嶷山封禁案”即为其集中体现。开矿采砂本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采取的措施,但因破坏风水、污染水土等一系列影响环境的后果,以致出现开矿与禁矿之争,使得湘南地区矿业开发一度出现波折。这两例个案亦折射出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官绅士民在生计与风水之间的离合关系。地方社会以保护风水为由严禁矿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不过,其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宜被高估。     

清代妇女嫁妆支配权的考察

嫁妆跟随妇女由娘家到婆家,成为她们在新家庭中的“私产”。清代,大多数妇女拥有对自己嫁妆的独立占有权和支配权,并利用嫁妆为家庭、家族乃至社会作出贡献。妇女在支配嫁妆的同时,逐步加大其对家庭事务的影响,赢得家庭和家族成员的尊重,确立起她们在新家庭或新家族中的地位。     

清代陕西蔬菜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视角,可以深化对区域蔬菜史的认识。清代陕西夏秋瓜茄菜豆蔬菜格局尚未完全成型,园蔬和野蔬的区域分布、食用频度、收获早晚及商品化程度存在鲜明的区域差异。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热量、灌溉、土壤等自然因素,交通、市场、城市、政策等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和文化、心理等人文因素密切相关。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垦殖活动

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西南部农牧业交错带上。当它被游牧民族占据时,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占居该地时,便转而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秦、汉、唐、清等朝代便是如此。清代随着国家的安定与清后期财政支出的增加,对鄂尔多斯的垦殖从禁止到弛禁直至规模持续上升,超过以前任何朝代。本文以垦殖力度的差异将其垦殖活动分为两个时期加以考察,前一个时期自清初至光绪二十年,这一时期经历了从禁垦到驰禁的过程,开垦规模逐渐扩大,一些水利工程也开始兴修;后一个时期则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放垦阶段,各旗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均有不同程度的放垦。